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近日查实“嘀嗒出行”违规从事城际客运业务，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约谈，并要求嘀嗒出行关停相关业务。执法人员还发现“嘀嗒出行”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依据相关规定予以15万元行政处罚。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嘀嗒出行CEO宋中杰，其向记者表示，可以看看相关部门官网发布的内容，其他不予回复。

　　在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看来，顺风车已被定性成为非商业盈利性质的行业，“虽然政府鼓励顺风车，但这个领域不能被当成主营商业盈利目标来做”。

　　但宋中杰曾表示，未来希望公司从衍生业务中寻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与出租车行业合作，把出租车车内车身做成广告平台，以广告收入分成增收。同时，出租车一定是移动电商的场景，特别是定制车货架的合理摆放也有想象空间。

　　另外，嘀嗒出行近日“寻求融资计划上市”传言一直未被公司否认。但业内认为此次上市传闻更像是“烟幕弹”。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本报记者说，嘀嗒出行业务受到疫情影响遭遇挑战，势必改变或动摇投资者对其的判断和预期，现在放出消息，有可能只是为了间接影响资本对公司的观感。

　　被认定无网约车经营资质

　　经相关部门查实，“嘀嗒出行”平台违反北京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出入北京顺风车业务”的要求，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责令“嘀嗒出行”平台公司立即整改，关停该业务。

　　嘀嗒出行公关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嘀嗒出行进行了电话约谈，对平台公司的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公司会坚决服从疫情防控大局。本次约谈前，已全面暂停进出京跨城相关业务。此外，因疫情防控需要，为响应北京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嘀嗒出行也暂停审核北京市顺风车车主认证。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打开嘀嗒拼车看到，页面上仍可以选择跨城出行，但在点击出发时，页面小字显示“应疫情防控要求暂停本服务，请关注我们的恢复通知”。

　　“滴滴顺风车重新上架后，我用嘀嗒就少了很多。”王波住在回龙观，而工作地点在亦庄，一直是顺风车的“重度用户”。

　　“嘀嗒车少，加上顺风路费少，很难叫到车，即便叫到车了也有可能被叫加价。由此平台自动计算价格是75元左右吧，但是上车后会被要求加到100元。做了车主之后我也理解了，嘀嗒的路费少而且还要扣服务费，就剩不了多少。”王波偶尔会去天津，会接跨城的单子，“跨城的路费嘀嗒要扣大概10%，包括乘客的感谢费”。后面王波就不敢接跨城的单子了。

　　嘀嗒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嘀嗒顺风车仅收取信息服务费，而不是按照固定比例进行抽佣。针对市内顺风车，信息服务费的平均值在1-3元左右，以北京为例，单人单程1-5公里收取1元，6-10公里收取1.5元，每增加5公里收取费用增加0.5元（不足5公里按5公里计算）。对于乘客给车主的感谢费，嘀嗒不会抽取任何费用，全部给到车主。

　　顺风车行业对于跨城出行一直是敏感地带。对于顺风车在承接城际订单的整个过程，车主和乘客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承担什么责任，在法律上一直是灰色地带。虽然政府鼓励顺风车，但对顺风车事故中的权责关系一直没有具体的阐述，因此顺风车业务都为行程购买保险，以期保障车主和乘客安全，以免惹火上身。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嘀嗒顺风车页面上看到，嘀嗒出行为城际顺风车做了最高保障额度300万元的保险，其中包括交通事故、意外受伤、意外身故等。保障方案可以看到，市内顺风车每人最高赔偿（含车主）为10万元。每次行程最高赔偿限额为30万元，相当于如果车中有4个人，每人能拿到的赔偿仅为7.5万元。

　　早在去年11月，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六部门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名义，联合约谈滴滴出行、首汽约车、神州优车、曹操出行、美团出行、高德、嘀嗒出行、哈啰出行8家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而约谈的事项之一，便是“符合顺风车本质”。

　　相关部门表示，必须以驾驶员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事先发布出行信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拟合乘人员选择合乘车辆。顺风车行为必须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与搭乘人员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严禁以顺风车名义从事非法营运，对每车每日的合乘次数要有一定限制，符合所在城市的交通出行常理。

　　不过，这的确对顺风车业务的盈利带来了麻烦。去年7月，在滴滴顺风车开放日上，创始人程维表示，滴滴除了顺风车盈利以外代驾业务也在盈利，而滴滴这次的顺风车回归在试运营时“免收服务费”。嘀嗒出行则是一直收取部分服务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