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娟

　　移动支付方式的普及，开启了金融行业“上网”之路，同时，互联网金融（以下简称“互金”）的资金监管也更加严格。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6430家互金平台中，正常运营的平台有1021家，融资规模超过万亿元。从2007年互金正式诞生，12年时间，互金市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

　　不过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互金从业机构的业务办理及审核流程，主要采取线上化操作，由于交易不受时间及空间限制，就导致交易资金来源及交易目的难以被识别。

　　在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对中国开展第四轮互评估工作后，我国反洗钱工作也在加速推进。很显然，互金行业并没有成为反洗钱的豁免之地。

　　互金不能豁免

　　“把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正式纳入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监管范围，说明当前中国反洗钱正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把互金逐步纳入反洗钱的框架里面来，也是中国反洗钱工作的一种拓展”。普华永道中国风险及控制服务合伙人林祖辉告诉记者。

　　洗钱是指将非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形式，使其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2018年10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然而，互金从业机构普遍缺少反洗钱意识，缺乏可借鉴的反洗钱经验。对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于2019年6月发布了《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风险管理及内控框架指引手册》（以下简称《框架手册》），为互金从业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提供基础性指导。

　　国家开放大学博士徐金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监管的法律来看，目前虽然已经制定了反洗钱的相关法律法规，但专门针对互金反洗钱的法律法规，才刚刚起步，监管法律尚不健全。

　　“互金行业的特点，客观上需要监管体系能够实时动态调整，但在现实监管体系中很难做到。通过发布框架手册，可明确各主体在其中的责任，更好地监管互金行业的洗钱行为。”徐金海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反洗钱监管理念和监管要求日趋国际化，反洗钱工作也亟须进一步细化监管要求，明确操作指引，提升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及个人问责门槛。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央行召开2019年反洗钱工作会议，明确推进反洗钱制度体系建设，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和空白领域尽快建立完善制度。同月，互金协会与公认反洗钱师协会签署协议，双方将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就反洗钱资源共享、资质认证、标准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

　　林祖辉向记者解释，对于互金从业机构而言，首先考虑反洗钱合规工作如何有效融入互金业务流程中，在践行行业各项合规举措时尽可能避免减损客户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移动支付等新业态的发展，反洗钱工作面临更大挑战。

　　徐金海认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也使得跨境资本流动和资金支付更加频繁，反洗钱工作难度加大。“同时由于互金行业的洗钱成本较低，监控也比较困难，这使得洗钱呈现更加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

　　可疑交易报告

　　“互金从业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在风控机制、业务模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反洗钱监管法规的部分要求在互金从业机构存在落地的难点，互金从业机构在开展反洗钱工作中较难直接执行落地。”林祖辉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定，报告大额交易是金融机构及支付机构应当履行的三项核心反洗钱义务之一，也为央行依法开展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分析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2018年6月26日，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银发〔2018〕163号）。按通知要求，2019年1月1日起，支付机构都要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大额交易是指用户通过金融机构或支付机构发生的达到央行规定大额金额的交易。

　　框架手册提出，未来的反洗钱法规应该就如何建立合理有效的大额和可疑交易监测模型及报告机制，以及如何建立反洗钱评估机制及模板等内容进行关注。

　　林祖辉认为，对于互金从业机构而言，如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贴合公司现状及业务特性的、有效的反洗钱风险管理框架及措施，是最大的难点和挑战。

　　在他看来，有效的交易监测模型应将实际业务涉及的洗钱及洗钱上游犯罪的风险因素考虑在内。同时，根据公司业务实际开展情况（如业务量、业务性质等），结合不同业务场景及洗钱特征制定对应的交易监测模型。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互金从业机构目前普遍缺乏反洗钱专业人员及反洗钱知识储备，对于如何建立可疑交易监测模型规则无从入手，尚处于摸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