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这些品格是如何形成的？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和上海文史馆研究馆员沈祖炜对此话题进行深入研讨。四位学者共同提到的三个关键词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丰富厚实的文化底蕴和奇特罕见的发展路径。

　　上海的“海洋品格”，是与生俱来的基因

　　这次学者讨论由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发起。苏智良教授认为，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自诞生以来就有强烈的“海洋品格”。他分析说，上海城市发展与对水的利用有莫大的关联。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贸易陶瓷与文献相印证：早在唐宋时期，上海青龙镇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到了宋元时期，上海的地理优势更加凸显。宋朝国力较弱，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阻断，朝廷只得另辟蹊径寻求水道。为此，宋朝在上海设立了管理税收的市舶司，之后设立上海镇，到元朝升格为县。

　　“上海1292年设县，跟其他地方动因不一样，它先有税收和运粮食的需要，然后是提高行政级别。”熊月之教授告诉记者，元朝的首都在大都，即今天的北京，而全国粮食有三分之一以上产自江浙，庞大的政府机构人员和军人都要吃饭，粮食运输问题迫在眉睫。南粮北运原来靠南北大运河，但战争使有的地方运河不通。朝廷便考虑从上海通过海运运粮。

　　上海能够成为元政府运粮的中转站，与它自身的条件也有关系。上海向南海水较深，向北较浅，吃水深的船只无法前进，南方来的货运船要在上海换吃水较浅的平底船，才能继续向北前行。因此，上海也是南北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而上海的物产特点，也决定了其对市场天生有依赖。上海沿海的地方有两个特产，一是盐，二是棉花，但人们的生活靠这两样东西并不能自给自足，必须要把东西卖出去来换得日用百货、粮食等，这也使得这个地方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据史料记载，在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已经在内部区域有很好的分工，比如湖州产茶叶、竹子，镇江产粮食等。“内外贸易和南北贸易的需求，加上政府运粮的需要，使上海从产生开始就与贸易、海运紧密相连，上海现在的海纳百川也可以说是自古的走向。”熊月之表示，事实上，1843年开埠以后，这座城市能发展那么快，与上海从宋元以后形成的海洋文化品格有关。而且，这种品格是流淌在骨子里的。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开放的文化就又从心灵深处激发出来。

　　发展路径奇特，文化多元程度世所罕见

　　熊月之认为，上海城市品格的形成，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这座城市奇特罕见的发展路径也有关系。

　　在新近出版的《上海人解析》《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两本新书中，他给出了系统的解析。

　　据考证，1843年开埠时，上海人口仅20万左右，1900年达到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到1949年已经有540多万。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的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

　　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存在文化多元现象，但多元到上海这样的程度，实在罕见，令人难以想象。文化差异促进各族群了解、学习与竞争。生活在上海的许多外国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许多新事物都首先在上海出现，构成难计其数的近代中国第一，例如电灯、电话、自来水、新式旅馆、银行、跑马场、报纸、消防队、照相馆、公共运动场、邮局、欧式剧场、博物馆等。

　　熊月之表示，城市史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大规模的集聚一定会带来两个极为明显的效果，一是创新力增强，二是人均资源消耗率降低。就创新能力而言，美国一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是：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相对稳定的指数关系，即城市人口每增长10倍，城市创新能力增长是10的1.15次方。如今的上海，有近2500万的常住人口，其创新能力自然非同寻常。

　　陶飞亚和沈祖炜等学者则注意到移民来源高度多元给上海人性格带来一个重要特点，即对移入地与移出地的双重认同：去外地会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而在上海却自认是外地人。这使得上海文化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张力，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这也是上海城市品格的特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