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一，中国共产党的98周岁生日，上海除了“一大会址”“四大会址”等红色建筑外，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史迹呢？我们不妨来寻觅一下。

　　“又新印刷所”与“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在如今复兴中路顺昌路西南角的工地中有一幢用绿纱包裹起来的石库门里弄建筑，与其周边其它已消逝的石库门不同，这幢建筑承载了一段太不平凡的历史，原来《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就是在这里“正式刊印”的。

“又新”印刷所旧址

　　这幢石库门原位于复兴中路221弄成裕里12号，1920年这里曾经开设过一家名为“又新”的印刷所，“又新”二字与“日日新又日新”的意境相同，这家印刷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了与其它一般印刷所不一样的使命，而它所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这册全译本是由陈望道根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与李大钊取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英文本，在其家乡义乌以“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其全文翻译的成果，译本完成后由于原本准备刊登的《星期评论》因故停刊的原因，故而陈独秀在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过商量后，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秘密出版此书，于是“又新印刷所”便在当时的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成裕里中被建立起来。

　　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了一千册并很快售罄，封面上是马克思半身坐像，上端有印“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书中的“马格斯、安格尔斯”即“马克思、恩格斯”，另外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初版中还有一处相对鲜为人知的疏漏，即是将《共产党宣言》封面标题上的“产”字和“党”字顺序排颠倒了，这个问题后来在同年9月的再版中得以纠正。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

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版

　　这册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设在霞飞路（现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还专门请来陈望道给学员们详细讲解了《共产党宣言》，为这些进步青年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外国语学社”场景复原

　　天蟾舞台旁："红色心脏"曾在这里跳动

　　位于现云南中路171-173号（原云南路447号）天蟾逸夫舞台旁有一幢看似并不起眼的两层钢筋水泥结构沿街楼房，这里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8-1931年时的秘密机关旧址，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云南中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旧址

　　1927年“四· 一二政变”后，中共在上海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1928年4月，当时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工作的熊瑾玎为中共工作需要以商人身份租赁下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的三间房间，对外则声称是经营湖南纱布生意的“福兴”商号，他与朱端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以“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在这里掩护着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如此精密的安排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地下工作中的一条原则息息相关，据熊月之《上海城市与红色革命》一文中所述“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曾规定一条原则，即机关社会化，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形式出现，住留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穿着、语言、活动等，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二人，进进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商店来往的人可多些，与国际接头的机关是古董店，外国人来往不易引起怀疑…”。

　　云南路447号在1928年夏至1931年4月期间成为党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办公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邓小平等会时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当时党中央向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讨论酝酿的。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一书中的回忆：

　　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1946年时拍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旧址照片

　　新昌路99号：“小印刷厂”也有“大作为”

　　位于现新昌路（原梅白克路）99号有一幢砖混结构的沿街三层建筑，这里曾是30年代初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这家秘密印刷厂在1931年初时原本计划设立在齐物浦路元兴里（现周家嘴路998弄146-148号），不久后因顾顺章叛变印刷厂就转移到了梅白克路的这幢三层建筑内，其主要领导者是毛泽民，实际负责人为钱之光，当时钱之光为安全考虑化名徐之先，以烟纸店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在此秘密开展印刷工作，其中铸字、印模、排字、印刷、装订等各个工序一应俱全，正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新昌路99号秘密印刷厂旧址

　　在钱之光《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秘密印刷厂的回忆》一文中对于当时的情形有着生动的描述：

　　周家嘴元兴里转移后，我便找新地方，很快看中了梅白克路的一幢房子。后面不远正在新建二十多层的国际饭店，整天施工，机器声，打夯声，号子声连成一片。这里是繁华的闹市区，附近有电影院、跑马厅；前面是一条横街，左右是弄堂，四通八达，进退十分方便。租金虽高些，但这一切很有利于我们搞秘密印刷厂。在这里我们开设了一个烟纸杂货铺作掩护，还兑换银钱。对于这幢房子，我们也作了合理的安排：第一层是烟纸杂货铺，铺面紧靠大街。一到夜间，两道铁门和木门关上，在木门上开一个小窗口，有人敲门，就打开小窗口探视，是买东西的，就从这个窗口营业；是不三不四的人，我们就采取措施对付。这个地方的地形，环境都较好，印刷厂的规模也比以前大，人员也多些。

　　在这里，我既是老板，又是二房东，这幢房子是以我的名义全部租下来的，又出租一部分给别人住。这样，印刷厂如果出了什么事，有个缓冲余地，我这个“二房东“表面上与他们没有关系，出了问题就可以多掩护几个同志，减少损失。

　　此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我们的印刷任务也随着形势的变化加重；我们买来两台电动机，利用屋里的电灯线路，使脚踏印刷机变成了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家“大隐于市“的秘密印刷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刷出版了数不胜数的革命刊物与进步传单，其中就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常知名的《红旗周报》与《布尔塞维克》…1932年夏该印刷厂搬至麦特赫斯脱路（现泰兴路），后又转移到武定路、张家宅路等地继续发挥着它的“红色力量”。

　　从“戈登路恒吉里”到“小沙渡路合兴坊”：“中央文库”在这里被日夜守护

　　如今的江宁路昌平路西北角也是一片建筑工地，就在这片整日繁忙喧嚣的工地中同样也矗立着一幢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着紧密联系的石库门里弄建筑，很少有人知道，许多见证着党的发展历程并留存至今的珍贵历史文档就曾在这幢石库门中被“日夜守护”。

　　这幢石库门原址是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后来又改成过江宁路673弄10号，中共历史上的“中共中央阅文处”就曾设立在此。1930年，依照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意见，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历史文档，中共中央决定专门成立文件保管处，而这个机构最初的地址就选在当时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的这幢石库门内，当时大家称呼这里为“中共中央阅文处”或“中央文库”。

江宁路“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

　　出于确保党的工作安全考虑，当时作为“中共中央阅文处”负责人的张纪恩在承租与使用这幢石库门时也是动足了一番脑筋。首先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承租下这幢石库门，他自己对外则称是来沪求学居住于此，这样就可以适当减轻外界对于自己的关注；其次他把这幢石库门中多余的房间通过登报招租的方式租赁给其它素不相识的房客，这样外界对于这幢石库门的注意力也就分散了，一般人也因此只把他们当成是普通的“二房东”；楼上被布置成普通卧室的一间厢房是这幢石库门的关键所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就是在这样一间看似平常的房间内秘密召开会议或批阅文件的，这一切精心的安排为中共在此开展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掩护。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原本留存于此的二十余箱珍贵文档被迫转移，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叛变，这处秘密地址也随即引来了租界巡捕的包围，张纪恩夫妇虽因此被捕但夫妻俩依靠着事先已编造好的“口供”从容应对且没有暴露身份，最终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后来张纪恩出狱后继续为中共工作。

　　在接下来这些珍贵历史文档多次转移的过程中，就要属发生在小沙渡路合兴坊（后来的西康路560弄，现已拆）15号“中央文库守护者陈为人”的这段事迹最为感人。1935年2月，陈为人在“中央文库”单线领导张唯一与陈的妻子韩慧英先后被捕的千钧一发之际，他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节衣缩食以每月30块银元的“高价”租下了位于小沙渡路合兴坊内的15号并想尽一切办法将数十箱我党珍贵文档分散搬运到了这里。

西康路560弄15号“中央文库旧址”老照片

　　这是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历程，陈为人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且几乎没有任何新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应对高昂房租及照顾几个年幼孩子所带来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则还要以十足的精力投入到“守护中央文库”的艰巨工作中，这些无疑对于陈为人而言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后来他虽然在妻妹韩慧如等人的帮助下境遇一度稍有好转，但整体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质的改变，后来不得已靠典卖度日，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坚决完成“守护中央文库”的任务。繁重的工作与持续的饥饿疲劳严重影响了陈为人的身体健康，尽管他与党组织的联系于1936年下半年时恢复正常，且在此之后将“中央文库”内大量党的珍贵历史文档安全移交到了其他同志手中，但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却丝毫没有好转，肺病急剧恶化。

陈为人

　　1937年3月13日，为党的工作奉献出全部能量的陈为人同志在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病逝，享年38岁，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他所守护的这个“中央文库”在之后的几经辗转及不计其数看守人的“全力守护”后，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近乎完好无损的状态上交给上海市委，后移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这些用革命先烈生命换来的珍贵文档为后来的党史研究与编写留下了无法取代的珍贵历史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