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阿三”是旧上海人对于公共租界“印度巡捕”常用的称呼。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呼，当年上海租界巡捕房为啥要选用“印度巡捕”，他们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这背后有不少有趣的线索。

　　为啥叫“红头阿三”？

　　十里洋场，旧上海人称“印度巡捕”为“红头阿三”。“巡捕”等同于后来的“警察”，因当时还没有“警察”一词，故而将“police”译成“巡捕”，该词源于清朝负责京畿地区保卫治安工作的“巡捕营”，这种称呼的来源主要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印捕”多头裹红布（其实也有头裹其他颜色布匹的情况）、肤色较黑，故被人称为“红头黑碳”，久而久之也就被传为“红头阿三”；

　　另一种说法是，“印捕”进入“巡捕房”的时间较“西人巡捕”与“华人巡捕”要晚，在“巡捕房”中位列第三，所以称其为“阿三”；

　　还有一种说法是，“印捕”每向他们的“长官”汇报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多为“I say”，旁听者取其谐音将“Isay”传为“阿三”；另外，沪语方言中习惯在称谓前加“阿”字，“三”是英文“sir”（先生）的谐音，故“阿三”即通“阿 Sir”。

　　与前两种说法相近，即“印捕”每回应他们“长官”时所应答的第一句话多为“Yes sir”，故结合沪语方言，在称谓前加“阿”字的习惯后来逐步演变成“阿三”。另外，“红头阿三”在旧上海时也会被用来称呼沿街设置的消防水龙头，据说是因其形象与印度巡捕非常相似而得名的。

　　为啥不选“西捕”“华捕”，而选“印捕”？

　　“租界巡捕房”为啥选用“印度巡捕”，主要是因为租界当局担心“华捕”在人数上超过“西捕”；也有说法是由于“印捕”在薪资待遇上相较“西捕”与“华捕”而言要低，是租界当局为节约开支所为，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还有待商榷。

　　“印捕”在上海的出现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叶，而早在1867年，“华捕”就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了“西捕”，当年具体数字为“西捕42人：华捕47人”，且此后人数进一步扩大，如果租界当局真有意阻止“华捕”势力壮大的话，那至少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有所“调控”，而不是等到近20年以后。

　　很多朋友认为“华捕”在薪资待遇上虽与“西捕”无法相提并论，但一定会比“印捕”要高出一些，但实际情况却是“印捕”非但在地位上与“华捕”几乎持平，且在薪资待遇上也要比“华捕”多出不少，由此可见“租界巡捕房”使用“印捕”另有隐情，这里的故事还要从1883-1885年的那场“中法战争”说起。

　　“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以清政府“不败而败”而收场，期间法军在台湾、镇南关等多地都遭到了清军较为顽强的抗击，法国“茹费里内阁”还因此遭受倒台，这样复杂多变的情形显然是身处上海的租界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时有位董事在工部局董事会上关切地询问到有关“租界安全”等问题，立刻得到了与会其他董事的一致响应，由此“巡捕房”在租界内的警戒力度一下拔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点。

　　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是租界当局为应对“太平军东征”而越界辟筑的一条马路，1883-1885年，该路还不属于公共租界范围，但已经有侨民入住其间，出于这种“担忧情绪”的蔓延，居住在静安寺路的侨民们迫切希望得到租界当局给予他们的安全保障，他们决定以自己出资的方式请工部局道路委员会派出巡捕来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保护，道路委员会接受这一请求的同时在所派巡捕的人员选定上却犯了难：选“西捕”吧，这些经费实在捉襟见肘，选“华捕”吧，鉴于当时中法两国战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于是“印捕”就在这两难之际登场了。实则就在这次启用“印捕”的约一年前，工部局警备委员会就曾提出过使用“印捕”的想法，此事后因多数董事不认可而作罢，这次在静安寺路“安保事宜”上对于“印捕”的启用，其实只是之前“警备委员会提出设想”的延续，属于“旧话重提”。

　　随着1899年后公共租界的扩张，“印捕”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当时公共租界的大街小巷，从1901年的168人到1934年的634人，“印捕”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印捕”较大规模罢岗有四次之多

　　当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印捕”，虽然身处他乡、寄人篱下，但是他们对于自身尊严及利益的维护上却是丝毫没有半点妥协的，1891年-1910年，“印捕”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较大规模的“罢岗”就有大约四次之多。1893年，工部局为纪念上海开埠50周年曾举办过一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向巡捕房中的欧洲籍职员颁发银质纪念章，向非欧洲籍职员颁发铜质纪念章，结果有数十名印捕将铜质纪念章退回，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应该向欧洲籍职员一样得到银质纪念章”。

　　“凶狠”是当时多数华人对于“印捕”的固有印象，这些印捕警棍乱舞，看似凶狠，许多“印捕”的上司多为英国人，故而那时的华人往往会以“阿三，老鹰（“鹰”通“英”）来了”之类的话语来吓唬“印捕”，以发泄心中不满。实则“印捕”的“凶狠”不光只是针对华人的，对于西方人他们也很“凶狠，我查到不少案例，面对“所谓的违纪者”，印捕们同样也会“拳脚相加”。

　　同当时来沪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侨民一样，以“锡克教”为主要信仰的“印捕”同样需要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场所，租界当局从“安抚与控制印捕”的角度考虑，为他们兴建了多所用于“锡克教信徒”礼拜的“锡克教谒师所”，经费主要来源为工部局出资+印侨募捐，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现东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旧址，这幢建造于1907-1908年的建筑如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功能，却依旧吸引着无数城市探索者慕名而来；另外还有一幢位于现康定路近陕西北路处的锡克教谒师所旧址，这处旧址目前虽然被提及的相对不多，但笔者认为，此处应该就是历史上于1915年建造的“戈登路（现江宁路）锡克教谒师所”。

东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旧址

戈登路“锡克教谒师所”旧址

戈登路（江宁路）巡捕房旧址

　　理由如下：此处离原戈登路巡铺房不远；整体建筑风格与“东宝兴路谒师所”相近；我曾在前年与此楼看门人做过一次长聊，看门人讲，近些年来有很多印度游客来此寻旧，有部分游客讲此楼是他们上辈人建造的，有一位游客还专门带来了此楼当年建造时留下的设计图纸，由此可推断，此楼为当年“戈登路锡克教谒师所”旧址的可能性极高。不久前放映的纪录片《江宁路》也将此处列为“锡克教谒师所”。除此之外，当年印侨还在马霍路（现黄陂北路）、舟山路建造过两所锡克教谒师所，在福州路建造过“白头礼拜堂”，可惜至今多难觅原貌。

　　抗战全面爆发是“印侨”陆续离沪的一个开始，在留沪的“印侨”中，他们的谋生手段也逐步从“巡捕”转变为"经营乳品"或“门卫”等，至50年代中期时印侨在沪的数量已较之前有大幅下降，“红头阿三”在上海的历史至此基本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