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与城市，犹如人的躯体与灵魂：当躯体日趋壮大，需要足以支撑的灵魂。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余德耀美术馆。王庆 摄
　　截至2017年底，上海共有美术馆82家，成为全国拥有美术馆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6月1日，《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这部全国首个美术馆管理试行办法，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设立美术馆。

　　事实上，在上海82家美术馆中，民营美术馆已占到了64家，3.5倍于国有美术馆。日益增多的民营美术馆，为上海的文化生态贡献多元色彩，但如何管理与扶持，恰如墙上挂画，需要相关各方细思量。

　　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

　　作为一家民营美术馆，明圆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30年文献展”的学术水平得到业界高度认可。
　　深夜，浦西市中心的一家民营美术馆，灯火通明，正在紧张布展。
　　撤展、布展是个力气活，往往连续一周，从上到下，人人都得出苦力，因为人手太少。李达（化名）是这里的执行馆长，30多岁，还算扛得下这样的工作强度。
　　凌晨3点多，布展结束。李达瘫坐地上，告诉记者，喘口气后他要再巡视一圈。当然，得掐好时间，够他回家洗澡换衣服，然后优雅地出现在9:30的展览开幕式上。
　　一年前，李达还是一家财经报纸艺术版的负责人，“报社不景气，第一批被砍掉的就是艺术版。”
　　而民营美术馆正蓬勃兴起，需要引入大量人才。很多媒体将2017年视为民营美术馆的“井喷之年”，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上海确实已经超过北京、广州，成为全国民营美术馆发展重镇，但并不存在井喷现象，因为上海的增长是持续的、温和的。
　　数据显示确实如此。2012年，上海美术馆的数量为34家，之后逐年增为47家、57家、63家、73家，直至82家，其中国有美术馆始终在18家左右，增长主要来自民营美术馆。仅去年，便新增了明当代美术馆、昊美术馆、宝龙美术馆、苏宁艺术馆、明珠美术馆、艺仓美术馆等9家民营美术馆。
　　民营美术馆的增加，给上海这座城带来了什么？这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接下来的一两年里，非中心城区还将迎来数家民营美术馆的开幕，它们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
　　确实，相比国有美术馆，民营美术馆的分布更广。它们中有“庞然大物”如龙美术馆，布局浦东、浦西，总面积达4.3万平方米；还有两馆合并后的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假座”原世博会法国馆，占地4万平方米；新增的宝龙美术馆，占地也有2.3万平方米，一举为人口众多的非中心城区闵行区充实了公共文化产品。但更多的是“小身材”的民营美术馆，像“躲”在长宁区图书馆三楼的苏俄造型艺术馆，隐身于商场却名声在外的K11美术馆，还有空间虽小、展览却不断的梅尔尼科夫美术馆，它们嵌于城市各个角落，为周边居民邂逅艺术提供便利。
　　“拾遗补阙”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内容上的。不久前，“文化云”以网上问卷的形式开展了美术馆受访者参观习惯与需求的调研。1340位受访者参观市级美术馆的比例总和为89%，而参观民营美术馆的比例总和为92%。换个角度比较，有11%的人群没有参观过统计中的市级美术馆，而没有参观过统计中的民营美术馆的人群占比为8%。
　　2017年全年美术馆观众数前十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龙美术馆西岸馆、艺仓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喜玛拉雅美术馆等6家民营美术馆入选，从数量上超过了国有美术馆。
　　与国有美术馆相比，民营美术馆的展览主题更为丰富、形式更为活跃，对年轻观众更具有吸引力。这是数据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
　　但是，拥有这些美术馆是否就够了？最新数据统计，伦敦、巴黎、纽约基本每1.5万人就有一家美术馆，而上海平均一家美术馆要服务30万人，就面积、人口来看，国内美术馆的数量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算多，对于人口巨大的上海来说，尤其如此。
　　市民的需求最能说明问题。有40%的受访者希望在社区文化中心看到美术馆的巡展，其次是商场、学校、机场、高铁站、地铁站、办公楼等，尤其呼吁不要遗忘郊区。也就是说，他们想在家门口看展览、逛美术馆。
　　相比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需求，上海的美术馆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

　　不做地标，做“细胞”

　　上海明圆美术馆场馆内部。
　　一手拎着刚从菜场买回来的两棵白菜，一手牵着孩子看展览，这是凌菲菲最愿意在自己的两家美术馆里看到的场景，也是她作为明园集团创始人坚持要做艺术地产的最大动因。
　　2004年，凌菲菲在“明园”第一个项目“明园世纪城”里成立了上海明圆文化艺术中心，这家后来更名为“明圆”的美术馆，是上海最早的民营美术馆之一。去年，她又在新项目“森林都市”一期中保留了部分旧厂房，将之改造成明当代美术馆。
　　“我觉得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定跟没有进过美术馆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凌菲菲说着，挑了下眉毛。
　　她的“这种环境”，指的是家门口的、社区里的美术馆。“我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跑到美术馆，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艺术家看世界的维度。明白了世界不是只有一个维度的，人也就想通了。”但如果美术馆离自己很“远”———这个“远”既指空间距离的远，也指心理距离的远，“一家美术馆一旦是堂皇的，需要你去仰视它，你就可能会失去亲近它的勇气和兴趣，它也就没法成为你放松和倾诉的对象。”凌菲菲说，“很多人想把自己的美术馆建成城市地标，办的展览也要是标志性的，我觉得那样的目标太宏大，那是政府要做的事，我只愿我的美术馆能成为社区的‘细胞’。”
　　细胞会呼吸，呼吸之间，美术馆与社区发生互动。传统的美术馆是静态的，但作为社区文化“细胞”的美术馆，是活泼、生动的。比如，有一年年底，“明圆”策划了中国鼓大展，从馆的一楼到五楼，错落布置了各种形态的中国鼓。观众在参观之余，还可以拿起棒槌敲响美术馆特制的一面大鼓。“最热闹的是除夕那天，大家都玩嗨了，过了半夜12点还不肯散去。”此时，观众本身成了展览的一部分。
　　较之展览，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活动更能体现这种互动性。去年整年，全市的美术馆共举办了3357场公共教育活动，与上年度的1000场相比，增加了2倍。K11美术馆以“上海艺术商圈”为平台，仅去年第四季度，就举办了23场活动，在小型民营美术馆中十分突出。喜玛拉雅美术馆配合《上海种子》展览，推出了46场教育活动，形式包括系列讲座、工作坊、表演等。民生现代美术馆的“WE剧场”、“诗歌来到美术馆”、“Kids Museum”等品牌活动，人气一直很旺。梅尔尼科夫美术馆则邀请附近学校学生来馆里上美术课，一堂“油画艺术赏析———中西方绘画艺术特点之异同”课程，因为有作品“现身说法”而变得生动直观起来，同时，他们也把展品送进学校展出。
　　凌菲菲的“细胞说”和李丹丹的“无墙”模式很接近。李丹丹是明珠美术馆执行馆长，该馆位于新华·红星国际广场，属于这个55万平方米文化商业综合体的一部分，它由新华发行集团和红星美凯龙集团共同打造，一大特色在于美术馆与新华书店两个空间，通过一个独特的星空穹顶多功能活动区域连接起来。与其他美术馆较为独立的形制相比，明珠美术馆建立在一个消费与精神共融的生态中，探索与新华书店、周边商圈、社区的关联，也就是李丹丹所说的“无墙模式”。
　　美术馆与社区的互动，不只是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实际上，艺术的教育功能就在这种互动中悄然实现。比如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品牌公共教育活动《上海制造：那些年的美术电影》系列，让公众有机会通过上海美术电影厂老员工的回顾，重温中国美术电影走过的路。参加活动的粉丝中有来怀旧的70后、80后，更不乏90后、00后，当他们对历史产生好奇的时候，便是他们打量历史的开始，而这种打量，又是承继“上海制造”精神的开始。
　　美术馆的志愿者队伍受美术馆的影响更大。志愿者队伍有个特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就意味着，这个受影响群体的数量是在不断增长的。张阿姨是民生现代美术馆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她对记者说：“我不懂艺术，但每个周末放下家务来这里做志愿者，我很开心。每次有新展览，美术馆都会先培训我们，听听蛮好的。”
　　从国际经验看，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英国泰特美术馆等艺术机构，与后工业化时代以“体验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发展紧密相连，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日益成为区域振兴与升级的重要引擎。从当下中国看，文化消费开始从同质性的娱乐转向高度差异化的文化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占了美术馆总量大头的民营美术馆，如果能创设多维文化场景，激发人们的参与度和互动性，为城市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群，便是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城市应该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美术馆，共生于各自所在的社区，在与社区的互动中孕育一种文化的力量，即使这种互动，也会带来吐故纳新。“都说民营美术馆开开关关，我觉得这很正常，细胞不就是死死生生的吗？今天关门的民营美术馆，它在昨天是对社区作出贡献的。”凌菲菲说。

　　艺术的事，不能“艺术”地做
　　谈民营美术馆，话题很容易就聚焦到民营美术馆的生存问题———缺钱几乎是所有民营美术馆面临的共同问题。
　　民营美术馆馆长在接受采访时往往都会呼吁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但凌菲菲不这么看：“政府没有义务为民营美术馆输血，做美术馆就是做公益，企业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话虽如此，两家美术馆一年近2000万元的投入，毕竟是笔不小的支出。明园集团运营良好，但对其他很多由地产公司投资创建的美术馆来说，财务状况受公司单一业务起伏的影响很大。
　　民生现代美术馆代表着另一类由金融公司主导的民营美术馆，相对实力雄厚，但不精打细算，也过不好日子。而“精打细算”对馆长甘智漪来说，可是看家本领。这位非典型美术馆馆长，尽管衣着、做派很艺术范儿，实则不仅是位工商管理硕士，更是资深金融专家，曾主导多项房地产金融创新，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权威媒体撰写金融专栏文章。

　　甘智漪
　　在民生银行高管的位置上，接到调任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的指令，甘智漪第一反应是去书店搜罗有关美术馆管理的书籍，“你想象不到，整个上海都找不出一本来。”5年过去了，回忆当时那一幕，甘智漪仍会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当上馆长后我才发现，当时业内普遍缺乏管理意识，馆与馆之间借调重要展品，竟然都没有合同。”后来她出差去中国台湾，找到了20多本相关书籍，如获至宝。
　　好的管理，才能催生好的展览项目。
　　今年4月，民生现代美术馆报送的“2017中法文化之春”开篇展《透明的声音》展览、品牌公教《上海制造：那些年的美术电影》，全部入选“2017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分获“优秀展览项目”和“优秀公共教育项目”。加之同年入选文化部“全国美术馆优秀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的《生声不息》，民生现代美术馆一年三获国家级殊荣，在重量级的国有美术馆中也是少见的。
　　甘智漪将之归功于金融式的美术馆管理模式。虽然从小热爱艺术，但甘智漪从不认为自己就是艺术家，可以越界去做艺术的事，而把自己定位于管理者，重要的是做好制度设计。

    首先是减轻美术馆的运营压力。
　　“其实在上海做艺术是很幸福的，政府对文化的支持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落脚点’，比如市、区两级政府的文化发展基金，还有我们所处的世博地区也有一些扶持基金。外国政府为了推动文化交流，也会设立文化发展基金，《生声不息》就获得了法国使领馆的国家文化基金资助。”甘智漪对记者说：“资源很多，你怎么拿？关键看项目品质。美术馆要有自己的专业态度和研究方向，展览品质是美术馆的生命线，做还是不做、做什么，馆长心中要有一杆秤。很多美术馆在做‘罐头展’，从国外买个成熟项目回来，没有自己的想法。”
　　有了好项目，还需懂流程。甘智漪设了专门岗位来研究政府相关政策。民生现代美术馆在世博地区运营三年，就有近20个项目得到国家及市、区两级政府文化基金的资助，减轻了不少运营压力。
　　其次是让美术馆内生创新活力。
　　2014年，民生现代美术馆推出“项目经理人”制度，馆里不管哪个部门，只要有想法，都可以提出来，经团队评估认可后，提出者可以主持开展该项目：从展览主题的确立、艺术家及作品的选择，到展览项目的前期调研、立项、预算、执行、协调，一直到最后的评估、建档等环节，需全程负责到底，其他部门则全力配合。
　　这样的机制，让刚走出艺术院校大门来到馆里的年轻人，迅速成长为一名策展人，更成长为能带队伍的项目负责人、管理人。
　　这样的机制，也很容易让人以为民生现代美术馆的管理是很宽松的，实则不然。馆里有厚厚一大摞规章制度———《美术机构定位及发展目标》《组织架构及岗位职责》《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展览管理办法》《藏品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办法》《商务活动管理办法》《项目评估管理办法》……这在其他美术馆很少看到。
　　好展览还需好营销。但因为展品有品质，“每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来的媒体不下两三百家，如果展览有商业味，媒体来不了那么多。”甘智漪说。
　　用金融的方法管理美术馆，展览成本变得可控。以不久前结束的“透明的声音”展为例，2个月7万多观众，使美术馆在每个观众身上的投入成本降到50元，而同期另一家美术馆的展览，只有1万多观众，但项目又是花高价从国外引进的，以至每个观众的成本高达5000元。
　　即使是50元的成本，甘智漪还要想办法降下来。馆里的咖啡馆在“艺术粉”中有着很高的口碑，但每杯只卖25元，还对志愿者免费开放。如何做到不亏本？甘智漪有秘诀。当初她只招了一位专业咖啡师，然后发动馆里的年轻人都去学，大家把做咖啡当成了放松方式，而馆里一旦有大型活动，手艺就派上用场了。
　　在艺术衍生品方面，甘智漪也动足脑筋。每次引进艺术家做展览，她都和对方签下免费授权书，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衍生品价格。
　　余德耀美术馆执行馆长余至柔认同甘智漪的观点，她自己也非艺术专业出身，来到美术馆之前在一家与艺术无关的企业工作。“美术馆必须加强管理、控制成本，如果管理不好，美术馆活不下去，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美好愿望，也都无法实现。”余至柔认为，美术馆既需要有艺术背景的专业人员，也需要有懂商业的管理人员。“如果都是艺术家，会在管理上存在一定困难。”

　　美术馆是用来打底子的
　　办好的展览、有好的管理，这是民营美术馆需要做的功课，但政府一方面也确实需要更细致地研究民营美术馆的需求。
　　采访中，多位馆长提出，我们在做公益事业，为什么不能享受“公益”的水费、电费，以及地租？对一家美术馆来说，因为要保持恒温恒湿，水费、电费是不小的开支，在运营成本中占了不小的比例。
　　希望政府在宣传上多些支持也是馆长们的共同心声。余至柔告诉记者，余德耀美术馆在宣传方面的预算有限，2015年做“雨屋”展的时候，美术馆创始人余德耀特别给了一笔宣传费，他们才得以在淮海中路租了户外广告牌，还在出租车上投放了互动广告，“那次的效果特别好。西岸艺术长廊的人大都已经知道余德耀美术馆了，但我们希望西岸之外的人也能知道我们。”
　　税收优惠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个人或企业向民营美术馆等非营利文化机构捐赠或赞助，可享受“同额免税”待遇。这一政策增大了民营美术馆的募资渠道，但我国虽有专家不断呼吁出台相应制度，始终未见动静。
　　“文创五十条”的出台，让很多民营美术馆的当家人看到了希望，但细究起来，其中并无明确针对美术馆的内容。“影视、动漫固然重要，但博物馆、美术馆是用来打底子的，决定一座城市的调性。”
　　采访结束前，甘智漪再一次对记者强调美术馆对一座城市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