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城隍庙落成揭幕。南市区难民区这一事实曾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经过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团队长期考察研究才发现了这个二战时期世界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上海南市难民区，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再度回到公众视线内。

　　创难民救助“上海模式”

　　饶家驹1913年来到上海，共在上海生活了27年，担任过徐汇公学、震旦大学的教师。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多方奔走说动中日双方，建立南市难民区，从1937年11月9日到1940年6月30日，难民区运作32个月。

　　这片难民区位于方浜路以北、民国路（今人民路）以南、毗邻法租界的地区。难民区呈半月形，占据南市老城厢约1/3区域，著名的上海城隍庙就在其中。在32个月的时间内，这片土地保护了30万中国平民的生命安全，成为当时远东最早的国际难民庇护地。

　　在当时，“南市难民区”创立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战时难民管理体制。饶家驹将难民区分成九个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股，分别处理各项工作。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帕尔米耶里这样说：上海南市难民区是二战期间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它保护了至少30万难民，并创造了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推广到南京、汉口和欧洲等地。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举措作为成功经验载入了公约，被称为“上海模式”。这个公约是饶家驹“上海模式”的延续，今天该公约的签字国达196个。

　　饶家驹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事业。当年《申报》报道，在华的最后岁月中，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饶家驹表示，希望改名“饶家华”，以表示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感情。

　　两年来地毯式搜索健在者

　　这些事实，曾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2014年，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了“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再度回到公众视线内并引发关注。

　　2015年开始的两年时间内，苏智良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等单位的支持下，对这段历史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拍摄。已采访和拍摄海内外见证人及相关学者40余人，累积素材总量达70小时，并在全球范围内采集与“上海南市难民区”有关的珍贵历史影像。

　　为了寻找目前还健在的当事人，研究团队先是找到了这片区域内的派出所，查询80岁以上老人的相关信息，同时找到辖区居委会，再通过居委会“大海捞人”。最终，在多方的努力以及媒体的帮助下，一位位见证者才慢慢浮出水面。

　　“上海成为3万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这段历史已家喻户晓，但饶家驹和其创立的南市难民区知晓者并不多。”在苏智良的心中，还有这样一个愿望：将提篮桥犹太人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打包”来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二战中的上海是一座救助难民极为出色的城市，我们需要记住这段历史。”

　　［历史回眸］

　　难民区还办起临时学校、临时医院

　　刘复田，85岁。傅剑秋，89岁。俞光辉，95岁……出现在纪念碑落成现场的这些耄耋老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刘复田的父亲刘槑一曾和饶家驹并肩战斗筹划成立难民区工作，当时他的二姑妈在难民区里做一些服务工作，当过护士的小姑妈在难民区的卫生所里为人包扎、打针。“我当时也不知道饶家驹的名字，每次都说那个大胡子爷爷。”

　　今年89岁的傅剑秋曾在难民区避难，对往事仍记忆犹新。时年9岁的他和祖父、母亲一直居住在今豫园城内。战争爆发后，家人都想逃入租界避难。无奈当时的日军封锁了进出租界的主要出人口，栅栏封门、重兵把守，进出都需要许可证。“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度过，那时候的难民不光是上海的，还有从江苏浙江各地过来的难民，连九曲桥上都睡满了难民”，傅剑秋回忆说，虽然安全区粮食也很紧张，但起码每天都有粮食可以果腹，带着小锅子在人群中排队等待派粥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对难民的救济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到后来，安全区里甚至通了水电、有了老虎灶，还办起了临时难民学校、难民医院……现年95岁的俞光辉就当过学校的小老师。“破桌子、破椅子，老师也都不固定，谁有空谁就去一下，教得也不成章法，但在那个年代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城隍庙，小世界（福佑路234号）、回教堂（福佑路378号）、珠玉业公会（侯家路26号）、沉香阁（沉香阁路29号）、豫园（安仁街137号），这些地点都曾开放安置过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