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犯罪，干嘛像个犯人一样，甚至比犯人还惨。”很多学生出来之后，把心中的怨念指向自己的父母和学校，变得敏感、多疑，甚至抑郁。

　　十几年前，我曾经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远近闻名。

　　在我家门口的公共道路上，经常有村妇立在那儿，面朝我们的房子，一边用手指着，一边跺着脚，嘴里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赣语词汇。

　　有一位瘦小的老太太是我们家门口的常客。这位民国时期的地主家少奶奶，左手拿着案板，右手举着菜刀，骂一句，拍打一下案板，像在敲锣。她的骂声带着哭腔，抑扬顿挫，带着调子，咿咿呀呀，像在唱采茶戏。

　　她们从不点名道姓，但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被骂的那一个。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被他们认定为彻彻底底的坏孩子。

　　有多坏呢？我跟其他小孩趁大人们午休的时候，把某户人家菜园子里的小甘蔗全部割掉，吃不完就全扔在溪水中；顺着竹竿爬上别人的天台，把上面种的瓜果之类全扔下楼；有人地里的南瓜快熟了，拿小刀剜一小块瓜皮，塞些粪便进去，再封上让它自己愈合，那家人待南瓜熟了，抱回家切开，一股恶臭溢出。

　　有了网络之后，又开始流连网吧，通宵达旦，老师受不了，直接让人把我的课桌藏了起来，后来又叫了家长过来。有几次甚至离家出走了好些天，母亲找不到人，哭了几天。

　　那是千禧年前后的旧事。如果当时有豫章书院，正好我的父母又听说，不知他们会不会像十多年之后的家长那样，把我送进这样的学校？我想，大概不会吧。因为我母亲，有些日子看不见我就会伤心。

　　豫章书院的学生，除了极少数因为吸毒和混“黑社会”被父母送进来（他们之中主要是成年人），大多数就像我曾经那样，只是有些调皮、贪玩、厌学、早恋、爱上网，或者无知，并没有作过什么恶，却被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送”到了这样一个学校。

　　这些未成年的小孩，进入豫章书院的过程是那么的灰暗。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通过多种方式，先后与大概20名豫章书院曾经的学生聊天。

　　除了一个小女孩因为喜欢“国学”，被豫章书院关于“国学教育”的宣传吸引，主动进去，其他人要么是被父母以探亲、旅游的名义骗至豫章，要么是在父母的授意下被学校教官粗暴抓走，甚至铐走。之后像坐牢一样，在肮脏、潮湿的“小黑屋”关一个星期，经历近乎变态的规矩，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以及残暴的鞭打。

　　我接触到的很多家长却把自己的儿女贴上了“问题少年”的标签，一番痛苦的折磨之后，觉得自己无力教养，只能送到特训学校。“我没有犯罪，干嘛像个犯人一样，甚至比犯人还惨。”一个未成年学生曾这样跟我说。

　　许多学生把心中的怨念指向自己的父母和学校。湖州的一个女孩，从学校“毕业”几年，依不愿意与曾经“背叛自己”的父母交流，也不愿意把曾经的苦楚告诉父母，虽然她尝试过，但父母并不相信。她甚至不敢坐母亲的车出去旅游，怕又被带到了某个奇怪的地方。她开始装得很听话，让母亲以为自己已经完全转变了。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有自杀倾向，今年下半年住院了两个月，依靠药物治疗。

　　很多学生出来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变化，变得敏感、多疑，甚至抑郁。樟树市有个男孩曾两度被豫章书院抓进校门，关了两次小黑屋。这种经历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在出来四五年之后，依然恨自己的母亲，也缺乏安全感。每天睡觉的时候，他都会在枕头底下藏一把水果刀。“如果谁再来抓我，我就动刀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