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2019年12月21日在京逝世，享年75岁。2013年4月至2010年8月，这位“国资大管家”在任上戮力推动旗下央企的政企分开和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建设。

　　国企改革话题厚重、敏感，改革思路也数度反复，被多方视为经济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卸任后，李荣融很少公开谈论国企改革得失，2013年8月接受《财经》近两小时的专访，可能是他唯一一次公开的深度表达。

　　《财经》重发此篇专访，和另一篇对他的人物述评，以此缅怀李荣融主任。

　　—— 编者

　　央企是经济组织

　　实现政企分开的关键是建立董事会制度，但高层一开始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分歧的核心是别的国家没有的问题：你如何确定党在企业的地位？

　　《财经》：在您七年半的国资委主任生涯中，为何将董事会制度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

　　李荣融：可以说，这件事情在我心中是第一位的，当时的环境也要求我先要把这项工作落实，否则其他没法谈。

　　从2004年起，经国务院同意，我们在中央企业开展了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说到取得的最大成绩，我认为是与一开始相比，现在有比较多的人接受这项制度，董事会制度的推进不像以前那么困难。高层领导也开始接受，并且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在中国，如果一项制度领导不接受，这项工作是没有办法开展的。规范董事会试点工作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人不认可，而是高层有不同的意见。分歧的核心是别的国家没有的问题：你如何确定党在企业的地位？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央企应该是一个经济组织而非政治组织，当然在目前这个阶段它必须带有政治属性，但未来的发展模式会发生变化。

　　真正要实现政企分开，关键是董事会制度，而且要让独立的外部董事占大多数，政府部门讲话它可以研究，但最终决策权在董事会，这样才能做到政企分开。另外，这个董事会也是在规范出资人代表——国资委。国资委履行职责的形式是什么？规范的董事会就是实现形式：国资委作为央企出资人的意志和战略取向不是由国资委主任来发话，应该是通过董事会去发表其意见。通过指导董事会，管理董事，而不是直接管理经理层，国资委找到了自己履职的形式。

　　这是一个很具挑战同时又是十分忌讳的题目，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去做，我这样做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也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加强了党的领导。我的底线就是要让我试，不管承受什么委屈都可以，但你得让我试，凡是不利于董事会试点的事我是不会退让的。

　　《财经》：在央企里，党应该在什么位置？

　　李荣融：党是政治组织，在企业里只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如果企业亏损了叫党委书记负责那也不公平。党的政治责任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要把党员管好、让党员更具先进性。群众评议都说党员很好，党委书记就算当好了。至于企业的重大决策，如果你不承担责任，你参与决策，合适吗？

　　然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我认为党得进入董事会。既然参与重大决策，那党委就要承担责任，因为这一票是你投的。

　　目前在央企层面有好几种模式，比如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或者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但更容易接受的模式是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我也更倾向于这种模式。对于这个核心问题，我认为今后党会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这个事情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过，那就是党要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财经》：如果能够把企业仅仅当作一个经济组织去看待，那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可能很多领导不仅把企业当作一个经济组织，还把它当作政治组织。您不断地强调政企分开，强调企业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那会不会让有些人感到您只讲经济不讲政治？

　　李荣融：我讲有效的政治，把国有企业搞好了是最大的讲政治。党建不是空喊口号，企业和企业对比，个人和个人对比，我对央企党员干部的要求是党员必须比非党员更先进，如果每个岗位的优秀人员都是我们党员，那么党搞好了，企业也就搞好了。我们要把政治优势发挥到最大，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把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治理不行，企业说倒就倒

　　落实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国企改革中最难的题目，只要新制度稍微越点界，可能连试的机会都没有，哪怕企业再亏损也不会允许尝试这个新制度

　　《财经》：我们了解到您曾长期在国企工作，对国企政企不分的痼疾深有体会，这是否是您出任做国资大管家后坚定推行董事会制度的最大原因了？

　　李荣融：1984年我在无锡油泵油嘴厂做第一任厂长负责制的厂长，现在企业的名字叫威孚高科(18.880, -0.04, -0.21%)，那时候我就知道非改不可。拿我的前任来说，厂长和党委书记不对付，形成合力谈何容易。即使我后来成为无锡第一家厂长负责制的厂长，但我真的能够做到负责吗？很难，因为党委在不断干预啊！党委书记不管大小事，他都要求拿到党委会上讨论。而党委会是集体决策，追究的是集体的责任，但实际上责任又是空的。

　　我担任厂长时间不长，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制度建设：无论你个人在和不在，这个企业都能依靠制度不断地发展，这就是你的成功。当时我在厂里已经干了24年，职工都很了解我，同情我难处的人也很多，知道我这个厂长不好当。改革开放以后，那时实行包产到户，农机行业一塌糊涂，企业又困难，内部又乱，还有人一直拿着马列手电筒照着你，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企业要搞好我认为是很难的。

　　从做厂长开始，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首先一定要落实责任，如果找不到承担责任的人，这样的企业是搞不好的。那时我想，如果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做这件事（落实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哪怕这是中国最难做的题目。。后来我担任国资委主任，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高层领导也鼓励解决这个问题。

　　《财经》：当时国企的效益已经转好，您推行董事会制度，承受的压力是否更大了？

　　李荣融：建设董事会制度是必须要做的，所以各方面的压力我都得承受，一步步地争取条件，争取的还不是同不同意这种制度，而是争取一个试验的机会。

　　既然是试点，试点单位的执行效果很重要。宝钢是第一批试点单位，也是正式颁发证书的第一家，2005年在我宣布董事会任命的时候，我同时给了宝钢两个课题：第一，党组织在董事会这种新的治理结构下如何发挥作用？第二，职工董事如何发挥好作用？

　　这两个课题很关键。我们规范董事会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只要新制度稍微越点界，我可能连试的机会都没有，哪怕国有企业再亏损也不会让我试这个新制度，这就是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