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再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王石的留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为此他又出了一本自传《我的改变》，讲述了自己2008年后这十年的经历与感悟。2008年，在他看来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岭，“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

　　第一财经：年近六十、功成名就以后再去读书，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名人进名校”的模式，难免有“镀金”的嫌疑。你当时最直接的动力是什么？

　　王石：我爱探险，上过两次珠峰。但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家伙还上去干什么？难道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我这个人的行为处事就不太能被人理解，不是那么中规中矩的。

　　为什么留学？因为有知识短缺的焦虑。我们那代人，经历了“文革”，学业在中学二年级就中断了，后来去当兵、做工人，又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在学术上，我各方面的训练都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到深圳创业，当时就有去留学的愿望，要补短板。没想到，一创业就是一辈子。到了50岁时，基本上是打算放弃了。因为后来想想，要改善管理方法，可以雇用“海归”博士，不用自己亲身去留学。

　　直到2008年，我受到了新的触动。2009年，我又被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先是签约一年，开的课是“企业伦理”。做兼职教授和做一个讲座嘉宾是完全不同的。做讲座，讲两三个小时，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完成一个课程，要有一个教学大纲，要讲出自己创办企业30多年的案例，还要有中西方的比较，这是很难的。这个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吃力。很明显，我的理论知识不足。

　　后来，我又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讲的也是“企业伦理”。作为兼职教授，学校是要给我教学费的。我拿到的是最高级别，我感到这是他们对我价值的尊重，在当时，还是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的。

　　但我继续学习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先后给国内几所高校表达过意愿，但没人当回事，都说：“你来了，直接就是教授了。”后来，哈佛大学向我发出邀请，我就积极响应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从理论上梳理自己。

　　要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入手的途径就是宗教。这里头并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看文化发展的轨迹。出去之前，我没有镀金的想法。镀金一去十年，没有这样镀金的，那都成金了。当然，虚荣心是有的。

　　第一财经：你是以什么身份进入这几所学校学习的？

　　王石：在这几所大学都是访问学者。

　　第一财经：2008年的两场风波，与你出国留学有什么联系？

　　王石：应该这样说，不管想不想，喜不喜欢，我骨子里流淌的肯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

　　我的家庭不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受到的教育也距离传统文化很远。“五四运动”是西方文化的启蒙，后来的“文革”更是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把儒家和孔子作为守旧的东西来批判。

　　我还一度庆幸，自己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污染”。主观上，我没有弄清哪些东西要批判，哪些可用，从来没有思考过。

　　到深圳创业以后，读书自学，对西方文化兴致勃勃，学习也是比较充分的。印象深刻的，读得也非常吃力的，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那时候真是豁然开朗，重新从西方的角度看文明史，看各种文化的萌芽、生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人会突然有那么大的转变？我当然不会因为她的转变而转变，但佛教的确成了我们很重要的话题。我只有聊这个，才能和她有话题。所以，我后来也结识了他们那个虔诚的佛教圈子，有活动，我也去，也拜佛，并不是我在祈祷什么，而是要把参与其中的经历拿回去和我母亲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耳濡目染，了解了佛教、道教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