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看到《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则刷爆朋友圈的新闻时，兰亚军正在河北保定给一家垃圾分类公司做咨询服务。

　　 作为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垃圾分类委员会的主任，从事垃圾分类工作14年的“老司机”，兰亚军最近非常忙，8天之内辗转3座城市，讲的都是垃圾分类的话题。

　　 此情此景，让他仿佛回到了2017年年初。彼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讲话刚发表，垃圾分类突然成为风口，外来资本蜂拥而入。但繁华过后，垃圾分类项目虽然上马了一大堆，但真正实现垃圾减量化目标却几乎没几个，外来者纷纷撤退，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垃圾分类没有解决好利益分配的问题，产业链没有打通，导致前端居民分好类之后，后端产业链又重新混在一起进行收集、运输和处理利用。

　　“中国的垃圾分类

　　还都没有‘进球’”

　　 兰亚军，2005年进入废旧回收行业，2012年开始从事垃圾分类，2017年转型做垃圾分类研究和咨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垃圾分类咨询业务的企业。

　　 最近一段时间，兰亚军“不是在讲垃圾分类，就是在去讲垃圾分类的路上”。6月20日，受邀去上海参加一家垃圾分类企业的2.0版本发布会。6月27日，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武汉大学基地给学员讲解垃圾分类知识。6月28日，又去南京参加六合区政府组织的“全民话分类”垃圾分类论坛。与此同时，每周三每周四，他还要雷打不动地在线上进行“垃圾分类十讲”的培训，每次都能有300-400人同时在线收看。

　　 这样的景象，让他想起2017年初时垃圾分类行业火爆的场面。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讲话，被外界解读为了“垃圾分类总动员令”，行业突然成为风口，外来资本纷纷涌入，有钱的、有关系的全都进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非常重视，先后在不同场合讲过7次，分别是2013年7月在湖北考察时、2014年2月在北京考察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时、2016年4月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2016年12月在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2018年11月在上海进博会上、2019年春节前夕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以及2019年6月3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谈起这个话题，中国环联理事长张益如数家珍。

　　 随后，相关政策密集落地。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提出到2020年底在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18年6月，住建部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详细规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考核细则。

　　 不过，在兰亚军看来，虽然从那时起，各部门、各地方都积极行动起来了，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具体操作上还是有很多乱象，例如，有些地方后端没有建设相应处理设施，导致辛苦分出来的厨余垃圾又“殊途同归”回去填埋或焚烧了；一个垃圾分类项目动辄几千万元，核算下来每吨垃圾的分类成本甚至高达一万块钱，根本不可持续；考核指标混乱，有的按户数多少规定必须分出多少厨余，害得企业拿餐厨垃圾“充数”，还有的甚至把媒体报道也纳入考核当中。

　　 “垃圾分类的真正目的是‘一减二降三提升’，即减少后端垃圾处理量，降低人均垃圾产生量和垃圾清运量，提升全民的环保意识和素质。其中最核心的是‘一减’，就是通过垃圾分类，让最后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发电厂的垃圾量降下来。”兰亚军说。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试点城市敢说自己的垃圾真正实现减量了，而且是可持续地减量。在兰亚军看来，这就好比踢足球，虽然大家锻炼了体能，训练了技巧，但最终球还没有进门。“按照‘减量’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垃圾分类还都没有‘进球’。”

　　“垃圾分类是利益的

　　重新分配和博弈”

　　 出现这种结果，其实也在兰亚军的意料之中。中国的垃圾分类试点开始于2000年6月，原建设部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深圳、厦门、桂林8个城市列为首批试点城市。但19年过去了，这些试点城市总体来看收效甚微。

　　 “垃圾分类试点试行十六年基本上仍在原地踏步。”2016年12月21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按照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晶昊的理解，所谓“原地踏步”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踏步，二是原地，“活还是干了的，但是没有前进。”

　　 “16年来基本上原地踏步，说明垃圾分类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分类’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兰亚军表示。

　　 复杂之处在于，垃圾分类除了前面居民端的分类投放之外，还需要后面产业端的垃圾收集、垃圾运输、垃圾处理利用等多个环节也秉持分类的理念去操作，而不是前面居民端分好类后，后面产业端又重新混在一起去收集、运输、处理利用。

　　 但矛盾之处在于，中国现行的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利用，都是按照垃圾量的大小来给付企业费用的。企业处理的垃圾越多，收入也就越多。垃圾分类如果实现了减量，实际上就会影响到后面产业端的利益。

　　 “垃圾分类的目的就是减量化，这样一来进入填埋场和焚烧发电厂的垃圾量就少了，收集运输的垃圾量也少了。在原有补贴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根本没有动力去做垃圾分类，因为垃圾分类既辛苦，又不赚钱，而且分得越好挣得越少，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兰亚军说。

　　 在他看来，如果把垃圾分类比作是高铁，居民端就好比是车辆，产业端则好比道路，一定是先修路，再通车。如果道路不通，车辆造得再好也没有用。如果产业链没有打通，光是让居民去分类，前分后混，结果还是没有意义。

　　 “中国的垃圾分类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没成功，本质上其实就是‘利益’两个字。垃圾分类不是简单的‘分分类’，而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博弈。如果不上升到改革的高度，中国的垃圾分类即使再轰轰烈烈，也都是‘逗你玩’。”兰亚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