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心三正在自己经营的便民维修店给顾客配钥匙。 本报记者 曲欣悦 摄

　　装一扇纱窗动辄近200元，修电器还需交50元的上门费，修改裤脚要花费50元……近来，有许多人发现，城市中的小维修往往会遭遇高收费，东西坏了到底修不修，找谁来修也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

　　小维修为何会有“大收费”？三位在北京从事便民维修的师傅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越来越多的维修师傅开始入驻互联网平台扩大生意，但平台提取利润、物价上涨，以及从业人数的减少都使得收费在不断提高。从事便民维修的师傅为了提升收入，也在努力扩大自己的业务面，提升服务含金量。

　　换纱窗师傅：缴纳上万元平台广告费

　　“换纱窗、纱门，清洗油烟机……”这样走街串巷的吆喝声曾经是不少居民共同的回忆。但如今不少人都发现，在家附近骑着三轮车吆喝的师傅越来越少了。

　　“原来修纱窗这行还会开店铺，现在大家都把联系方式挂在了网上。”随着夏季的到来，从事换纱窗的吴学斌又迎来了自己的订单旺季。为了扩大订单量，吴学斌每年要给入驻的互联网平台缴纳上万元的费用，“交的多，顾客搜索时就能更容易看到你。”

　　今年36岁的吴学斌来自河北邢台，曾在工厂当钣金工的他，六年前开始跑修纱窗的生意。网络平台扩大了吴学斌的订单量，但也让他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穿梭在北京市各个居民小区。每完成一个订单，吴学斌至少得跑两趟。“第一趟是量尺寸、选窗框样式，第二趟才是安装。”如果安装的纱窗数量较少，吴学斌会选择骑电动车，如果是大订单，他则需要专门开车去。“同一天接的两个订单，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我还要拎着一些样品上门，坐公共交通不方便。”

　　由于是个体户，吴学斌在定价上灵活性很大。他告诉记者，费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纱窗定制的成本、数量以及接单地点的远近。

　　“比如说，我从南五环跑到东五环，只安装了一两扇纱窗，这个价格就会定得高一点，可能每扇需要180元。”吴学斌举例道。如果是数量较大的订单，他也会选择薄利多销，“有时我也会和一些装修队合作。如果一次性安装的纱窗数量多，120元一扇也是可以接受的。”

　　吴学斌告诉记者，安装纱窗的价格走高也与进货成本的提高有关，“现在北京市区内已经几乎没有专门的纱窗制造厂了，都要跑到河北去进货。”

　　而刚装完纱窗的消费者王先生告诉记者，互联网上各商家报价不统一，商家间存在无序竞争等行为也导致换纱窗差价较大。

　　吴学斌有很多老乡也在从事这个行业，订单量大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上万元，少的时候收入则要减半。在吴学斌看来，这个行业还是比较适合中青年从事。“现在接单都是用手机，年纪大的人玩不转，也会觉得把钱交给平台打广告不划算。”

　　换锁工：“干这行的年轻人太少”

　　年过半百的袁心三在北京朝阳区一家菜市场里开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店铺，主要从事配钥匙、换锁、修鞋、换电池等便民服务。由于周边居民区密集，周末的傍晚，袁师傅的店里差不多每10分钟就有顾客上门。

　　袁心三30年前从安徽庐江县来到北京打工，做过各种活计，最后干起了配钥匙、换锁的生意。“北京租房客很多，基本换一个租户就需要换锁，生意还挺好。原来我在附近的一家邮局门口开店，当时街上也很容易找到像我这样的小店。”袁师傅回忆道。但随着租房成本的上升，这样的维修店铺如今基本都藏在菜市场或者老旧居民区里。袁师傅在菜市场租下的店铺每月租金要5000元，除去其他成本，每个月纯收入5000多元。

　　袁师傅告诉记者，配一把钥匙的价格在3元~10元不等。为了增加收入，同时满足周边居民的多元需求，他也陆续在店铺里增加了修鞋、洗鞋、换手表电池等小维修服务。“我干这行已经20多年了，现在还在做这行的年轻人太少了，都愿意去做房产中介或者快递员。”袁师傅感叹道，如今像他一样开店的基本都是50岁左右的人。而由于生活成本的上升和年龄的增长，袁师傅有许多原来也在北京开便民维修店的老乡都陆续放弃了店面，选择返乡。

　　近两年来，袁心三也注意到有许多维修师傅把服务搬到了网上，以此扩大接单量。袁师傅曾经也尝试过，但他发现不管是否成功接单，只要接到电话问询平台都会收取费用。在袁师傅看来，这种方式并不划算，“还是守着店安心，每天也能按时上下班。”

　　袁师傅认为，平台缺乏监管，收费标准不一且不透明，因此，网上接活儿的收费也会随平台提取的中介费而上涨。

　　裁缝：根据工艺难易和时间收费

　　生活中人们难免会需要修改衣服，特别是换季时。已经从事服装设计制作工作8年的陈明星告诉记者，“规模化生产的成衣无法适合每一个人，总有一些人得修改好才能穿。”

　　“一般小区周边都有修衣服的地方，但只一些工艺复杂的衣服，只有会做衣服的裁缝才能修好。”陈明星说：“每件衣服的工艺都不相同，只有了解衣服制作的具体工艺，才能修旧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