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是一个国家试错和前进的动力之源。

　　前不久，第125届广交会正式闭幕。有趣的是，在这之前的一个星期，第二届进博会刚刚结束报名。

　　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交易会），已有62个年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它的英文名Canton Fair，更直白地强调了广州的主体性地位。

　　进博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去年开始在上海举办。

　　广交会、进博会是中国目前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商业贸易展会。

　　一老一少、一出一进，两大展会一南一北分布，不仅显示了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信心与决心，也是广州、上海两个港口城市贸易中心争霸赛的缩影。

　　1． 上海超越

　　贸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反过来也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

　　1492年，哥伦布历经两个月提心吊胆的航程，发现了新大陆(17.100,0.22, 1.30%)。从此，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在工业革命机器的轰鸣声中和经济野蛮扩张下，国际贸易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阿姆斯特丹、纽约、伦敦等，受益于港口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东风，从偏居一隅发展成举世皆知的国际化大都市。

　　其实，在哥伦比发现新大陆前半个多世纪，中国有一个叫郑和的官吏，奉皇帝指令七下西洋。但遗憾的是，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远航行动，就连通商港口，也越来越少。到1757年，就只剩广州一城。

　　广州的机会，来了。这是属于港口经济对一个城市无私的馈赠。很长一个时期里，中西方贸易，都要通过广州这一窗口。

　　（清末外国人绘制的广州十三行路景象）

　　当时欧洲人来中国进行贸易，首先要到达南印度，然后再从南印度到达东南亚，最后再等待一年一度的东南季风，驶入广州港(4.250, -0.05,-1.16%)。

　　彼时的广州，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货运产业链，不仅能高效地将全国的货物集中到广州码头内，还能把国外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广州是当时中国毫无疑问的贸易中心，风头一时无两。

　　广州也因此富庶一方，还涌现了大量懂外语和金融知识的商业人才。比如说，一个叫伍秉鉴的账房先生，因为成立怡和洋行，问鼎世界首富（据说道光十四年时，他的私人资产有2600万银元，而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

　　有记载，1822年十三行发生了一场大火，持续七昼夜，大火中融化的洋银满街流淌，流出了一二里地远，损失约4000万两白银。可见广州之富有。

　　这种种荣耀，都因为广州有着一个良好的港口和恰到好处的政策。

　　（怡和洋行大楼）

　　而那时的上海，尽管靠着大海，却被禁令所隔，只能望洋兴叹，籍籍无名。

　　巨变发生在1842年《南京条约》后，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广州对贸易的垄断权，也被打破。

　　拥有着江浙广阔腹地和长江水系密集的水网，上海港口经济从无到有，很快成为了世界贸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加上，各国租界不断设立，上海在当时战乱的中国，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连原本在广州从事海外贸易的广东籍洋行们，也蜂拥来到了上海。到了1930年前后，上海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比超过80%，上海也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上海租界建筑）

　　而此前一枝独秀的广州，因为岭南腹地的制约和政策红利的消失，再加上时局动荡，已经逐渐落后于上海。

　　民国时期，广州加上青岛、天津、汕头、重庆、汉口，贸易值才勉强和上海一较高下。

　　当年的霸主人物，已然泯然众人。

　　2． 双城靓丽

　　1978年后，中国再次融入世界贸易洪流中。1978—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攀升到4.41万亿美元，增长逾200倍。在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外贸易闸门再次打开时，商业底蕴深厚的广州、上海，都摆出冲刺的架势，希望拔得头筹。

　　此前日渐消沉的广州，又一次迎来了先机：地利、人和。

　　何谓地利，毗邻香港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欧美各国对华依旧谨慎，直接投资并不多。当时，中国80%以上的投资来自香港。作为和香港同根同源的老邻居，广东获益最大，成为了轻工业中心。

　　有了制造能力，就有了货物。有了货物，就可以出口。

　　在当时，由于关税、海关审核和出口限制等因素，许多货物都会选择在香港出口，而要从香港出口，则必须经过广州。这样下来，广州海港的作用就被放大了。

　　至于人和，一方面是特区的设立给广东带来了物流、人流、资金流和知识流，广东成为了放眼世界的排头兵，广州自然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因改革开放而焕发生机，广州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名片。

　　（图为广州港）

　　同一时期的上海，也在马不停蹄向前奔跑。浦东新区的设立、拔地而起的陆家嘴(16.480, -0.58, -3.40%)CBD，使得上海成为了中国另一个开放窗口。

　　1985—2017年，上海进出口总值由54.3亿增至4760.9亿，年均增长15%，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比重由7.8%提高至11.6%

　　（主要年份上海进出口总额）

　　双城靓丽，大概是对这段时间的广州、上海格局的最好描述。

　　其实，这段时间广州、上海港口经济崛起，和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有关。中国的出口货物，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产品，这些产品价格利润低，块头也大，空运和陆运明显不符合现实。而海运，成本低，能长距离大批量运输，自然成了中国运输新的霸主。

　　这个霸主的代言人，正是沪穗两城。

　　3． 第三者崛起下的共同抉择

　　近几年来，广州、上海地位都受到挑战。

　　因为，陆权再次受到重视，对应的就是政策话语“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对欧洲，到2018年下半年，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1.1万列，运行线路达到65条，通达欧洲15个国家的44个城市。至于东南亚方面，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也取得重大进展。

　　这些项目的主要推动着中西部城市崛起，海运一家独大的地位被动摇。

　　另外，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也削弱着海港经济的根基。这段时期，广州、上海的贸易发展，都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在海港经济式微的背景下，广州与上海相比，还是慢了一个拍子。

　　上海已早早寻求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这有点像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在航运地位下降之后，最终发展成一个多中心化的巨型城市。

　　海港经济只是起点，真正的远方在于不断进取。

　　有着“千年商都”IP的广州，仍然把太多注意力放到了海外。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广州错失了互联网的风口。当拼多多、饿了么、携程网等互联网巨头在上海相继出现，广州还未完成转身。

　　体现在数据上，世界500强企业帮当中，广州的数量只和厦门、杭州相当，不到上海、深圳的一半。

　　（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城市榜单分布）

　　进博会落地上海，广州贸易中心的地位被上海冲击，同时，随着港澳珠大桥、深中大桥的建立，广州区域内部的争食者也纷至沓来。

　　所幸，在城市竞争中，没有永远的赢家，如今的广州也已经反应过来，和上海开启了下一个赛道的追逐。

　　二者把注意力放在了空港经济。

　　广州按照国内首个国际中枢机场标准设立白云机场(16.190, -0.39,-2.35%)，上海也积极建设虹桥领空经济示范区。

　　空港经济是一个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形成的经济形态。一个完整的空港圈，对物流、金融、会展的聚集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而且，在追求效率化和精细化的今天，海运已经很难满足高消费人群的需求，很多物资和人的运输都得靠空运来完成。

　　如果说货物贸易更多的是依靠海运，那服务贸易则更多地依靠空运，这是由二者的附加值和时效性所决定的。

　　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经的阿姆斯特丹因港而兴，而如今海运在阿姆斯特丹已跌落神坛，取而代之的是空港。

　　据统计，阿姆斯特丹的史基辅国际机场聚集了2000多家国际公司，形成了物流、电子信息、健康、时装等八大产业集群，辐射约3.5亿消费人群，仅航空科技工业每年就为荷兰贡献了超过1100亿欧元的收益、约6万个就业岗位。

　　（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提供的部分服务项目）

　　在空港经济的竞争上，广州和上海表现都很不错，但上海依旧处于领先位置。2018年上海机场(71.260, -2.26, -3.07%)年客流量将近1.2亿人次，而广州白云机场近7000万人次。

　　城市竞争，是一个国家试错和前进的动力之源。

　　广州、上海，两个一线城市、贸易之都，一百多年来，或齐头并进，或你先我后，驱动着区域乃至中国的发展。

　　在海港经济时冷时热的背景下，上海、广州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尝试，也许能为中国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