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席文娱观

　　对中国电影(15.760, 0.01, 0.06%)来说，票房造假没什么新鲜。前有《阿童木》（2009）虚报票房引广电总局介入调查，后有《叶问3》（2016）8000万假票房轰动纪录，如今《后来的我们》涉假票房只不过是其1/6，真不算“成绩突出”。

　　但梳理下来近十年的“票房造假”历程，值得玩味的是，这场牵扯电影产业链三大核心环节——制片、发行、院线的权利游戏，“头号玩家”在一点点转移，曾经是院线“偷票房”笑傲江湖，后有发行勾结院线“买票房”瞒天过海，如今则有了制片、发行联合票务平台偷梁换柱，玩得院线团团转的趋势。

　　当把事件放回历史进程中，细品发现，《后来的我们》可不只是传统意义的电影票房造假，需要监管、观众、行业给予更多的重视，不然火终究有一天会烧到自己身上。

Round 1：院线控局的偷票房时代

　　回顾中国票房造假进程，可从利益输送的角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院线占据主导地位的偷票房时代，2014年以前最为常见。

　　我国电影利润分配方式是：电影净利润=票房收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即票房收入X税率，此前为税率为3.3%）。为了偷税漏税，影院虚报瞒报票房成风，业内也称这种“虚假票房”为“偷票房”，当时每年计算机售票系统统计的全国电影票房比市场真实数据“缩水”10%左右，包括《赵氏孤儿》（2010）、《盲探》（2013）、《风暴》（2013）等电影都曾遭遇影院“偷票房”。

　　这个时代票房造假的手段五花八门，比如“废票利用”（一张废票多次使用，每使用一次就偷一次票房），“手写票钻空子”（手写票不计入票务系统），“捆绑套餐”？（把影票价格摊进套餐饮料和爆米花费用中赚取差价）、“改系统”（人工进入电脑票房统计后台终端修改数据）、“双系统”（影院用两套系统作业，一个记账，一个报账）。

　　而从手段手法上不难发现，“偷票房”能成行的原因，就是影院掌握着制片方、发行方、第三方监管机构都不具备的票房数据和控制能力。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市场缺乏统一的计算标准和发布渠道，几十条院线分散经营，分别属于不同资本力量，尽管制片方拥有电影发行权、监管方拥有电影管制权，但仍然处于信息劣势地位。

　　制片方就算抓住了影院造假也无能为力，因为还需要影院配合放映下一部电影，而监管上，因为技术限制，无法实时监控票房（当时还多为人工手工计数），除了《中国电影报》每周发布的数据外，监管、观众、媒体等都没办法及时知道确切的票房数字。

　　2014年以后，第三方的票务数据逐渐增多，比如时光网、猫眼电影、格瓦拉等app可以实时查询电影票房，广电总局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国内统计票房的专项机构）也开通可实时查询的公众平台，再加上“偷票房”行为被电影局明令禁止，违规影院被公示曝光接受处罚，观众也有了警惕性，影院开始有所忌惮，近几年“偷票房”有收敛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