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逃离一线城市”的提法已有很多年，在近两年，一线城市的人口情况到底有怎样的变化？

　　记者丨周慧 北京报道

　　“伟大的城市吸引有抱负的人，城市在通过几百种方式向你传递着信息：你能做得更多，你应该再努力一点儿。”

　　北漂的朋友圈里，经常在深夜刷屏的是美国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谈到城市对人的影响，列举了波士顿、纽约和旧金山的例子，结论是“在每个时代里，大多数做出大事的人都扎堆在少数几个地方”。

　　近两年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控制人口，以武汉、杭州、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竞相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各媒体平台上出现了很多新版“逃离北京”的故事。2017年，这些城市人口发生了哪些变化？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一批近两年离开北京的年轻人，并梳理了最新发布的城市人口增量数据发现，2017年北京、上海、天津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同时出现下降，其中北京常住人口减少2.2万人，户籍人口减少2.7万人。

　　在京沪严控人口的大背景下，广州和深圳常住人口在2017年分别新增45万、62万左右，杭州和长沙的增量均超过20万。3月21日，北京发布《关于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展示了北京也希望纳才的姿态。二线城市能留住人吗？在地方强势的人口政策调控下，人才和产业会如何流动？

　　那些离开北京的年轻人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学者陆铭《大国大城》提出跟“逃离北上广”相反的观点，城市更大的人口密度，彰显了规模经济的优势，人口必然向大城市集中。

　　逃离一线城市的提法已有很多年，这两年会有变化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十余个离开北京的年轻人，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还会回北京”。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在北京生活十余年的陕西籍青年设计师，前两年他从北京去武汉创业，开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一年后创业失败回到北京，最近他又去了香港。3月22日，这位30岁的设计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武汉不适合他的创业方向，在北京他也没有户口，最近刚结婚，准备将来定居深圳。

　　其他选择去武汉和杭州的年轻人，有一半提到如果有好的机会，还会再回北京。从北京知名科技公司跳槽去杭州的张默（化名），去了一家中等规模的电商企业负责公关，收入跟她在北京的收入基本持平，生活质量却明显比北京提高了。

　　不过，她还在努力适应杭州的工作节奏，北京的同事们更专业，工作不顺时，她还是想回到北京，做文化、人物记者出身的她，想念北京的那些有趣的朋友们和文化资源。

　　张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杭州环境好，压力较小，各种成本相对低一些。但是整体的资源、人才、格局等各个维度，从发展层面没法和北京比。而且城市硬件不如北京便捷，软件层面不及北京丰富。

　　几位去深圳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再回北京的念头。其中一位中科院计算机所毕业的85后博士在深圳落户，新出生的宝宝也落户深圳。另一位北大金融硕士毕业的85后，在妻子怀孕后，意识到房子和户口的紧迫感，果断选择了去深圳。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圳没有北京做生意的氛围浓厚，但不考虑再回北京。还有一位海外名校回国的男生，问他为什么离开北京去深圳，他的答案是“有户口、钱多”。

　　记者采访的人中，多是85后年轻人，国内985高校毕业或者海外留学背景，工作后赶上了北京严控人口，户口遥不可及，眼看又到结婚生子的年龄，他们都选择了从北京南下深圳，或者其他新一线城市。

　　北京某重点大学经济学教授跟记者谈到“推荐学生去哪里就业”的例子。在他看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房价越高的地方，比如北京，是资源最聚集的地方，越适合想上进的年轻人。但现在他发现，学校的很多年轻老师都解决不了户口，也解决不了房子，所以南方二线城市也是好的选择。

　　城市人口图谱大变局

　　3月下旬，国内部分城市发布了2017年人口变化数据。

　　其中，北京出现了2.2万常住人口减少的小幅下降；2017年末深圳全市常住人口1252.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近62万人；2017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449.84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45万人以上。

　　很多学界人士和投资人看好深圳，理由之一是深圳跟北京、上海提出了相反的人口政策。

　　从国外的大城市变迁来看，城市的崛起跟人口流动密切相关，人口流动的变化，也刺激了城市的分化。上个世纪80年开始，中国农村人口开始向城镇流动，1992年后进一步加快，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城市迅速集聚人口。

　　2015年前后，北京、上海严控人口的政策加剧，深圳、广州以及广大二三线城市陆续打出了“抢人”的口号。2017年，武汉打出“大学生8折买房”的概念，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提出，力争5年内一百万大学生留在武汉。2016年武汉常住人口增量15.85万人，2017年的数据暂未更新。

　　目前，已经发布了人口数据的杭州、郑州和长沙，2017年常住人口增量分别在21.34万、15.5万、27.29万，宁波常住人口增长了13万，西部的成都和贵阳分别增长了12.67万和10.52万人。

　　武汉某医疗大数据公司的董事长罗斌发现，以他从事多年地方医疗大数据平台建设的经验观察，这两年武汉医院看病的年轻人在增加。当然，不排除很多疾病在年轻化，但城市常住人口年轻化也是新变化，某些老龄化加剧的城市，看病的大多是老年人。

　　北京减少的2.2万常住人口，是否表明这两年逃离北京去二线城市的人在增加？陆铭否认了这个逻辑，他认为政策对人才自主流动的影响没有想象的大。

　　罗斌聊到他在招聘中的感受是，真正的高端人才，比如海外高学历科技人才，二线城市并没有明显增加，普通本科生倒是有增加。

　　记者在采访过程也发现，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人才，回国首选还是北京，一位刚回国正在物色百万年薪图像识别领域工作的名校博士说，如果回老家中部省会，没有高薪也没有专业配套，他没有考虑过北京以外的国内城市。

　　高端人才哪里都缺，今年3月初，科大讯飞(60.830, 1.74, 2.94%)董事长刘庆峰在其北京分公司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提到，对去年的招聘不满意，纳才的钱还没花出去，当下还缺少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缺少高端人才。

　　对于二线城市来说，现在正是引进人才的机会。58招聘研究院院长李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短期来看，人才政策中的住房、安家费补贴都还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像武汉、西安这些本身高校多的城市，有利于留住大学生人才。

　　对于人才政策，陆铭一直在呼吁的是，政府不应该干预过多，地方政府留住的人不见得就是企业需求的人，除非按照地方产业比较优势来配置。另外，地方补贴政策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大学毕业生这批潜在的高收入人群，事实上公共资源应当更倾向低收入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