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卸任

　　15年间，周小川率领央行一路乘风破浪，推进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多项改革举措。如今，这位“超长服役”的舵手已经卸任，怎样一如既往地深化金融改革，将考验继任者的胆识与魄力。

　　文  |  本刊编辑部

　　超龄服役的周小川，卸任了。

　　虽身形硬朗、步履矫健，坊间口中的这位“川哥”毕竟已年过70，早过了部级以上官员的退休年龄；十五年的央行行长生涯堪称中国官场的奇迹。

　　奇迹的背后，往往忽视了周小川的个人能力。他是中国官场少有的“技术型官员”，所著的《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

　　奇迹的背后，往往夸大了周小川的政治智慧。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的文章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周小川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但是经济学家李稻葵认为，这种解释太过高明，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早就能避开外界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

　　与其发问周小川为什么能历经几届政府稳坐央行行长一位，毋宁发问为什么几届政府都选择周小川来担任央行行长。在同行眼中，似乎只要周小川还在央行，中国的金融改革就会推动下去；而周小川，也成为中国政府向世界传递金融改革决心的一张“活”名片。

　　道路曲折，始终向上

　　时间拉回到2002年，周小川接棒央行行长一职时，他面对的形势并不乐观。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金融改革步调放缓，中国银行(3.970, -0.02,-0.50%)业陷入困局。市场估计，几家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在35%~40%之间，几乎处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

　　临危受命，周小川将此前在建行的试点方案分别用到了工行、农行和中行，把坏账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专门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救活了四大行。这就是第一轮的政策性债转股。

　　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领导小组成立，旨在指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周小川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领导小组设在央行。

　　周小川对银行改革的设想是：银行先重组并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改善财务状况，分享现金技术和实践经验，加强公司治理，然后再上市。他认为，要吸引稳定资本来改善银行脆弱的资产负债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少数股权卖给外国投资者。与此同时，央行创设了新的机构——中央汇金有限责任公司，来持有系统性大型国有银行股份。

　　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却惊起一片波澜。例如，邀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银行进行审计，遭遇“怎能让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来看我国企业的账本”的质疑；引进战略投资者，更是被扣上“便宜出售国有资产”的帽子。

　　这种情形，周小川并不陌生，或许他会想起2000~2002年在证监会主席任上发生的事情。2000年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盈利状况不乐观，信息透明度极为缺乏，投机性资金和炒家充斥市场，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周小川、高西庆和史美伦三人组试图让证券市场旧貌换新颜，也遭遇不少非议。创业板从2000年夏天开始进行大量的筹备工作，各方已逐步达成共识，可惜其任内未能实现。B股开放，偏激的人说此举是“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理性的人说“没有后续措施、没有融资功能、没有机构投资者、与A股合并遥遥无期，开放到底为何”。A股增发，大部分公司增发后即“变脸”，不仅“圈钱”而且“寻租”。开放式基金设立，因在“熊市”推出，内地并无避险机制，被指不合时宜。引入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也遭遇市场冷淡反应。堪称踩雷之举的国有股改革更是遭遇市场的强烈抵抗，沪深股市持续下跌近4个月，改革不得不暂停。

　　只是这一次，波澜再大，银行股份制改造也得进行下去，否则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就无从谈起。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7.450, -0.03,-0.40%)率先在香港H股上市，至2010年7月15日，农行内地挂牌，并于翌日在香港挂牌。历时5年，四大行完成上市，实现涅槃重生。正如周小川在2012年年初所言，已完成的商业银行改革重点解决了资本充足水平和质量等问题，“但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道路仍没有走完，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接下来就是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

　　利率改革方面，从2013年7月20起，央行先是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之后逐步放松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到2015年10月不再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设置存款利率上限，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

　　相比之下，汇率改革则显得一波三折。1994年初，中国外汇体制进行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的重大改革，人民币汇率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超预期的汇率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戛然而止，人民币开始单一盯紧美元，并保证不贬值。2005年7月21日，汇改重启，汇率波动区间逐渐从0.3%扩大到0.5%，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又回到紧盯美元。2010年6月19日，央行重启自金融危机以来冻结的汇率制度，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银行间即期外汇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5%扩至1%再到2%，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

　　对于改革的曲折，在今年两会的央行记者会上，周小川如此回应：“作为一个大国逐步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最大的曲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就会对政策进行评估，进行反思，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总体在这一方向上走得更扎实、更稳健，最终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与这个回应相比，他曾写下的一段文字或许更能贴切表达其对改革中曲折的认识：登山讲求实际，因此无论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顶，又或者在哪一点上资源分配是否最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换言之，即你正在改进。

　　改革为体，西学为用

　　改革，是周小川的标签。因为，他曾亲身感受过计划经济的失效。

　　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气150亿立方米，甚至还有15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周小川作为技术人员被选中，去做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四川的天然气储量并没有那么多。“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这次劳而无功让周小川意识到经济体制的失效。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在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有意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个系统工程学科里边，有一部分人搞社会研究，有一部分人搞经济研究，你可以去搞经济研究”，钱学森的建议，加上家庭熏陶，周小川就这么从工科转行到经济学。

　　在素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的指导下，周小川系统完善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研究领域更为开阔，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问题均有涉及。在研究过程中，他尤其注重借鉴学习国外的经验，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经验比较的文章。

　　西学为用，也成为周小川践行改革的特色。

　　他从小就喜欢古典乐。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2农场插队的那四年，偷偷带去的唱片成了周小川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文革’的时候，他们努力阻止人们听音乐，但在乡下，没人管”。他在央行的办公室极为朴素，唯一奢华的物件是一套高级音响，累的时候，他就开大音量沉浸在古典音乐中放松片刻。

　　在证监会时期，他与高西庆的文件往来多是英文批注，没几个人看得懂；对香港证监会前副主席兼营运总裁史美伦的引进，使其成为首位担当“副部级高官”的香港人。三人组在政策、规章正式出台前，向外界公布“征求意见稿”，开创国务院下属各部委之先河；大力引进熟悉证券市场理论和实践的海归人才，将新股发行从带有行政色彩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

　　业内感受最明显的，则是经过周小川十五年打造下，一个现代化的技术型央行。与三会比较起来，央行的技术型人才最为突出，副行长易纲、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都是经济学博士，多有海归背景。对马骏的引进，更是打破了以往政府官员晋升的路径。以前“话不多”的央行研究局的学者们，开始在媒体公开撰文发声。

　　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位抓大放小型领导；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耐心的导师；在媒体眼里，他总是笑容满面，用简单的语言就能解释清楚复杂的金融理论。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驻中国多年的记者曾公开表示，他最想采访的中国改革者就是周小川，因为周的个人魅力。

　　这次记者会散会，被媒体围堵追问“谁是您的继任者”时，他笑答“你猜啊”，这让一众记者哭笑不得。问出这个问题，也让记者意识到，他们跟踪报道了多年的“川哥”，此刻更像是一个慈祥的白发先生。

　　小川转身，改革不止

　　周小川是在央行行长任上白了头，确切地说，是在2008那一年。

　　此前，中国央行对市场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一直被西方诟病为干预市场，是金融改革的退步。但就是中国央行的窗口指导，遏制了国内银行大肆抛售美国债券的举动，控制了危机的蔓延。与之相比，此前西方宣扬的开放自由市场也不得不借助政府干预来解决问题。

　　危机的解除，似乎中国央行更胜一筹。“我比伯南克（时任美联储主席）累”，在一次采访中，周小川对媒体说了这样一句话。

　　累在哪儿？我们只能猜，或许是央行的多目标制，除却控通胀、保持人民币稳定等基本目标外，央行还肩负保持经济增长等任务；或许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利率调整还得上报国务院；或许有其他我们不清楚的原因。

　　翻阅2008年的资料，那时周小川刚刚连任央行行长，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都被拿到放大镜下，一国动，全球惊。2008年上半年，为防止经济过热，中国央行半年内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效应的蔓延，中国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出现回落，经济下行趋势加大，通货膨胀的风险一下子转成了通货紧缩，下半年，央行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一直以黑发示人的小川在这一年白发满头。

　　在此次记者会上，他坦言，在任央行行长的这十五年，很难挑选出最难忘的或者最遗憾的事情，但能在中国金融改革方面做些工作，向前推进，是“很有幸”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