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舆言堂
对中国广大的年轻人而言,城市承载着事业发展与生活追求的梦想。然而,高企的房价却让很多人或者望而却步、或者成为“漂”一族。近年来,如何调控房价,让大家住有所居,不仅涉及防风险、财税改革,更涉及民众的获得感,成为中央十分关注的议题。这其中,房产税是及受瞩目的一项。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使财政资金花得其所、用得安全。
稍早前,据新华社、海外网等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显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回应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时表示:房地产税立法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是党中央提出的重要任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牵头组织起草,目前正在加快进行起草完善法律草案、重要问题的论证、内部征求意见等方面的工作,争取早日完成提请常委会初次审议的准备工作。
失去房价,我们才能既有奋斗,又有家可归。
早前一段时间,某媒体发表评论称“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当时也有网友调侃道:“没有房产,奋斗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我们既需要奋斗的理想、发挥自身最大价值,也需要住有所居,有一个温暖的小窝。
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大城市房价远超收入水平,既打压着年轻人的奋斗理想,又绑架了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影响着中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中国楼市存在四大“顽疾”:
很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过于依赖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属于基金预算收入,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中国的“土地财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在一些地方,商品住宅供地节奏较慢、保障性住宅建设周期较长,造成“面粉贵过面包”。为什么呢?因为土地财政下,房产本质上也是一种隐性而巨大的税收。
城市用地规划不够合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暴涨而供地不足,大量的内陆三四线城市库存积压如山。为什么呢?以北京为例,稍微在北京生活过一阵的亲们都能发现,北京虽然房价高企,但除了二环内的古建筑保护区之外,北四环外、西三环外、南三环外的建筑密度都不高,“矮胖挫”的建筑一抓一大把,与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及人口居住需求极不相称。北三环与北四环之间,更是有大量的试验农田。与之相反的是,大量人口吸引力不足的三四五线城市,却高楼林立,库存高企。
房产成为资产标的,加剧分配差距。房屋具有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在国家统计局的CPI统计中,通货膨胀考虑的指标是房租而非房价。在现实中,中国楼市连续20年的猛涨让一代又一代的人认为“买房必涨、炒房必赚”。一方面,有钱人通过购置多套房产,在征地拆迁及房产倒卖中大发其财,收入增幅远远跑赢通胀;而另一方面,广大工薪阶层好不容易攒够了钱,却要背负一大笔贷款购买一个安身之所。这一现象,根本上说破坏了改革开放以来“勤劳致富”的社会价值导向,影响着民众获得感与社会心态。
房产中介推波助澜。不同于证券、期货、外汇等电子化程度较高的金融领域。房地产市场供需格局在各区域之间差异较大,因此房产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介的行为。这就像是收藏品交易更多依赖于拍卖公司一样。然而,中介收取的费用通常按照交易总额的某个百分比计算,因此中介有着天然的动力推高房价,让“卖家成为爷”,有的甚至不惜捂盘惜售、制造恐慌、哄抬房价。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这无疑给炒房者当头一棒,给老百姓(59.160, -0.59, -0.99%)吃了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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