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减“肥”

　　作者 | 杨   杰

　　山东临沭县的一家化肥厂正经历一段艰难时光。生产车间空无一人，玻璃破碎，机器生锈，袋装的化肥散乱堆放。

　　县里曾经的上百家化肥厂，如今只剩一小部分存活。10年前，几乎每家化肥厂门口都有等待取货的经销商，拉货的车队排出几公里远。

　　全中国的化肥厂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个农业大国已经在努力减“肥”。

　　“生产线空在那儿，一些企业只能转型和出口。”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书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2015年，中国提出“化肥零增长”的目标：2015年到2019年，逐步将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控制在1%以内；力争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2017年年末，农业部传出消息，这个目标提前3年实现了。农药使用量已连续3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这是农业的一次转折。”金书秦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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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村干部，穿条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金书秦的老家在潮湿的南方农村。他小时候家里种地，尿素放在米缸里，“它是一个个颗粒，跟糖一样”，不懂事的孩子“差点放进嘴里”。化肥在那个年代曾经稀有、珍贵，为中国人填饱肚子贡献养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 金书秦的长辈把猪粪和化肥混合——此举可以节省一点化肥，挑到田里去，“那时人力成本低，化肥裹在有机质里，利用率更高。”

　　而崔振岭的老家，当时还没用上含氮量高的化肥，替代品是氨水。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大池子，飘着一股味儿，每年每家分一桶氨水，一人拉着耧，一人推着，跟种子一起埋进土里。他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中心的教授，常与化肥打交道。

　　“合成氨的发明，养活了世界一半人。”崔振岭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化肥起源于欧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化肥的施用让欧洲人口成倍增长，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鉴于化肥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合成氨技术发明者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签署的第一份商业协议，是引入中国13套世界最大规模的合成氨装置。邓小平回访的最大订单，是从美国购买尿素和磷酸二胺，二者都是肥料。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说，化肥养分浓度高，劲儿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化肥中的养分是传统有机肥的10倍以上。一亩农田10公斤的氮素供应只需要25公斤左右尿素，一个劳动力徒手半天就可以完成运输和施用。传统农业需要许多人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张福锁目前担任了东北和黄淮海地区玉米化肥减量增效试点工作的首席专家，东北和黄淮海地区的玉米化肥减量增效是“化肥零增长”三个试点之一。

　　曾经，中国鼓足劲儿实现化肥的增长。化肥刚刚进入中国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基础薄弱，化肥生产又依赖工业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化学(6.850, 0.10, 1.48%)工业投资的40%、优质无烟块煤的50%、进口天然气的30%、进口硫资源的60%以上都用于化肥生产。国家还为大中型化肥厂修建了专用铁路线、输电线路、铁路和码头仓库等。化肥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一度举全国之力生产。

　　当时的人们穿化肥袋子改制的裤子，很多产自日本，棉绸，不吸水，印字很难洗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是：“来个村干部，穿条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后来，中国的科学家自主创新了现代化的工业氮肥体系。1990年，中国超过苏联成为全球最大的氮肥生产国，2005年中国磷肥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的化肥这么快地发展，在全世界都是奇迹，其中，政策永远是第一位的，使劲鼓励。”崔振岭说。

　　这些对化肥业的鼓励措施，在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的，包括免征增值税、运输补贴和电价优惠。

　　农村墙头上最常出现的是化肥的广告。在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中，30多个播报地区的画面里，最多时有20个是化肥的广告。“厂商花了很多钱，说明这个很重要。”崔振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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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耕地看作银行，存粮于地

　　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化肥用量最高的国家，是全球平均用量的3.4倍、非洲的27倍。

　　辽阔的大地被化肥喂“饱”，直至不得不减“肥”。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本身是一种养分，无毒无害，提供作物生长需要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崔振岭说，适量使用化肥，可以让果更香、瓜更甜。但作物吸收过多，就跟人“三高”、发胖一样，抵抗力下降，“作物倒伏，产量会下降，病虫害增加，农药加重，品质也会下降。”多余的养分吸收不了，排到水中，进入地下，污染地下水，通过径流，污染河川，形成面源污染，富营养化和温室效应的形成过程中，都有化肥里的元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