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姚佳莹 发自北京

　　1月19日，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显示，2017年，京沪常住人口同时下降，为1978年后的首次。其中，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下降0.1%，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418.3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7万人。

　　人口的减少，伴随的是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和聚焦。北京自2014年提出“四个中心”定位，2018年1月24日，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优化提升“四个中心”功能作为首要工作，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大城市病；1月4日，上海市政府正式介绍新城市总规，点明上海市未来聚焦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京沪城市定位的明确，伴随的是非城市定位功能的疏解和控制，人随产业走；而另一边，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二线城市亦打起了“人才争夺战”。京沪常住人口下降是否已呈趋势？中国未来城市发展将会呈现何种格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张耀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常住人口下降不一定治得了大城市病。治疗大城市病，根本还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城市的服务、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疏解非城市定位功能是主要原因

　　时代周报：本次京沪常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庞江倩分析了四大原因，包括全国范围人口总量的低速增长，城镇化带来的特大城市人口流入下降，以及京沪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低出生率。你对此怎么看？

　　张耀军：就北京来说，常住人口下降还是与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关。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是疏解加工制造业等一般性产业，还包括医院、学校和非核心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常住人口下降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二线城市例如西安、郑州、武汉等，在京沪疏解人口时，正用更大的力度吸引人才，呈现“一边在输，一边在引”的局面，尽管一边阻力很大，但另一边的引力也很大，会让一些有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流入到吸引人才力度较大的城市。第三个原因是生活成本的提升。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整治群租住房，北京的生活成本将越来越高。第四个原因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中国父母注重孩子的学习和教育，为了调控人口总规模，五证齐全是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必要条件，这也会让一部分家长因为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而回到户籍所在地。

　　我不认为其他原因是此番京沪常住人口下降的重要原由，生育率可以算一个，但不是主要的。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人口一定是迁移增长，大部分的外地人口迁入才是最重要的，北京本地的出生率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