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当人们习惯于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的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而且，中国在各收入水平阶段，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

　　从人口角度看，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使得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低抚养比有利于高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上述因素都会逆向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大体是10%，从那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目前中国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1.3%；第三是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进而，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的话，资本回报率则不可避免下降。2008~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也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第四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减速。农民工增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增长率也减慢。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减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出L形状。

　　如何释放城镇化新红利

　　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从2010年的数据，我们会看到城镇人口的增长有26%来自农民工，但农民工没有得到城市户口。农民工26%的贡献率如果继续持续，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

　　据此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城镇化。目前城镇化率是56%，到2020年大约是60%，但到了2030年时就减速了，按照现在的预测只有67%，即使这样减速了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做“农业转移人口”。

　　这部分人口的趋势如何？2014年时这部分人口已经到达了峰值，从去年开始已经是负增长，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下降，城镇化也会有减速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1：1。同样地，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这两项改革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