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欣

　　美国当前已进入财政扩张和货币紧缩的政策密集出台期，前有税改法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预计最早在2017年末特朗普就将签署税改法案，后有议息会议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由1.0%-1.25%上调到1.25%-1.50%，已是今年第三次加息。

　　从税改角度看，税改法案既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压减个税极差，又包括取消遗产税和净投资所得税、降低美国企业海外利润回流美国的税率等内容，是美国30多年以来对税法最大的一次调整。虽然现在难言税改必定成功，但其必将对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长远和深刻的影响，单是跨国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如有一半回流就将对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巨震，这还未计算他国产业为低税率而赴美国设厂以及避险资本回流所带来的资本转移。

　　从加息缩表角度看，减税法案通过后预计美国消费额上涨将逐步提升物价水平，进而明年美国加息频率将提高至3次，联邦基金利率将达2.0%-2.25%的水平。美国的货币政策已全面进入正常化，如果再配合已经开始落地的缩表政策，那么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更为显著。

　　纵观美国经济周期的历次更迭，几乎都伴随着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大幅波动。当美国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时，美国实行低利率并向全球输出资本，新兴市场国家凭借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制度创新在获得资本后经济取得了长远发展，但往往也伴随着外资的流入引起了资产泡沫、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当美国经济由于自身通胀或资产价格过高等问题不得不由扩张周期转向紧缩周期即采取加息缩表和减税等政策，存在资产泡沫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政策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跟可能自己提前刺破本国资产泡沫，不跟则资本就会调转方向回流美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出现萧条。只有经济或金融周期完全与美国同步才有可能避免出现危机，但在历史上往往都是相反的。

　　例如1986年里根时期的大减税政策不仅大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滞涨期，更加速了全球资本向美国的回流，保证美国经济后一段时间的健康发展，直到90年末才出现衰退。更进一步，里根减税政策、1988-1989年的加息政策，再加上1985年各国签订的广场协议还刺破了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使一度处于长期景气区间的日本经济快速进入衰退区间，开启了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

　　对中国而言，当前我国与美国金融周期相反，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实现了非金融企业和居民的去杠杆，处于金融周期底部向上区间，而我国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处于高位，对应金融周期处于顶部向下区间，在美国减税及加息频率不断增加、缩表的三重叠加作用下，对我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因而必须提早筹划解决方案。

　　事实上，在美国2016年重新开启加息政策后，中国已对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OMO、SLF、MLF等货币工具逐步抬高了市场利率水平，并不断强化金融监管，通过近一年市场与央行的博弈，近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接近4%，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逼近5%，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降至1.3%，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11月虽较上月有所回升，但也仅有9.1%；其次是对容易受到较大冲击的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严格的调控，在完成去库存后通过限售锁死商品房的流动性，居民属于硬约束部门，即使资产价格下跌也不会轻易抛售房产，亚洲居民更是如此，比如香港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只有少数居民断供，与此同时提高了房贷首付比例并对房贷定向加息；再次，在年初就启动了减税降费的相关政策，力争全年减税降费达万亿，提出过紧日子换企业过好日子，还适时将增值税税率由原先的4档降为3档；最后，为防止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带动银行信用过度创造，提出地方债务终身追责制，相继停掉了包头等地的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发改委也近半年未批复地方轨道交通规划。

　　随着美国新一轮政策的逐渐落地，上述措施目前显然已不足以应对，需采取新一轮应对措施。首当其中的就是加息政策，此前包括韩国等几个国家已率先启动了加息政策。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目前中国市场利率已处于稳步上升区间，对应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上浮，各大城商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基本处于2%以上，首套房房贷利率已达5.36%，非国有企业融资成本已大幅上升，仅部分国有企业、央企还能拿到基准贷款利率。

　　因此，提高基准利率有利于进一步抑制国企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基建投资冲动，进而控制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更深层次，加息对于降低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进而降低土地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出口领域，而当前随着房价带动地价的过快上涨使地租在企业运行成本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简单讲，就是不可贸易部门越来越托不起可贸易部门。由于政府财政支出具有一定刚性，通过加息降地价是当前给企业减负的一个合理途径。当然加息也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但事实上是目前大多企业融资成本已随市场利率提高，加息更多的是会提高国有部门融资成本。此外，加息还可保持我国与美国的利率差，以防止资本短期外流。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当前总体税负在全球范围内讲已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财政支出较为刚性，短期内大幅减税的难度非常大，近年来财政赤字已连年增加，2016年财政赤字2.81万亿元，2015年为2.36万亿元。一方面2012年后为应对经济下行以国有主导的基建投资大幅加码，固定资产投资已超80%，进而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因素，未来养老投入仍将大幅增加。因此，短期而言，可先从降费入手，大幅压减企业所承担的各种费用支出，并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降低征税级数，毕竟个税占财政总收入比例较小，2016年该比例为6.3%，但个税的纳税群体以中产阶级为主，有效降低级数提高起征点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从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综上，美国减税、加息和缩表政策对全球经济版图会带来较大冲击，中国金融周期与美国相反，必须积极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应对。相关措施中最先启动的应为加息政策，目前市场利率已和基准出现较大背离，通过加息不仅可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更可降低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以此减少企业的地租成本，此外短期还需减少企业各种费的支出，并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个税级数以扩大中产阶级消费能力。长期而言，则有必要进一步统筹财政赤字比例，制定详细减税计划，切实降低企业税负，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作者系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