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首超广州 年近不惑的深圳将走向何方？

　　姜鑫/文

　　2017年12月5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根据新的核算方法后的GDP统计数据，深圳市2016年的GDP总量达到20078.59亿，首次超过广州。这也是广州在连续27年GDP总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之后，首次被深圳超越。

　　此外，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国内排名最高的深圳位列第六，超越香港、上海。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5》中，深圳综合经济竞争力蝉联第一。

　　最强竞争力背后，是深圳坚持了数十年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开放产业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这种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得益于深圳政府营造的良好市场经济氛围与竞争机制。

　　明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8周年，一向崇尚开拓进取的深圳，能否持续优化产业机构，放开手脚给予民营企业更多活力，是摆在自身面前一道待解的课题。

　　民营企业唱主角

　　一位长期关注深圳的经济学家表示，深圳GDP首超广州，城市竞争力超越上海、香港的背后，是政策扶持、人才聚集、技术积累、资本推动等诸多因素共同的结果。但最重要的是，这与深圳市政府长期以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开放产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企业占115席。北京企业56家，稳坐第一；上海8家，紧随其后；深圳6家，位列第三。

　　但这三座城市上榜企业在构成上有很大不同：北京央企当道，上海国企为主，深圳民营企业霸榜。

　　若以代表经济活力的民营企业为标准，深圳则以5家上榜企业的数量超越北京、上海。其中，国内前三的民营企业中国平安、华为和正威国际，以及国内互联网巨头腾讯、房地产万科，均是深圳本土诞生的非国有企业。

　　根据深圳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对GDP总量贡献最大的为民营企业，贡献比重超70%，其中，以平安集团、华为、腾讯为首的20强企业，贡献了近三成的GDP；其次为外资，贡献比重约20%；最后是国企贡献不到10%。

　　得益于良好的产业结构，深圳的税收增速领跑全国。贡献最大的依然是以平安集团、华为、招行等为首的民营企业。其中，深圳纳税第一大户平安集团今年上半年纳税金额就达到591亿元，日均纳税3.3亿。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产业政策

　　在过去的38年里，深圳“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产业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良好产业结构，为深圳的发展奇迹奠定了基础。

　　自特区设立以来，深圳不遗余力营造良好市场经济氛围与公平的竞争机制，使各个企业能够保持快速发展的活力。

　　以产业布局为例，深圳市政府没有强势将所有产业牢牢掌控在手中，只参与能源、水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竞争性领域则逐步退出，放手交给市场。不偏袒国企、民企、外企中的任何一方，提高各方企业积极性、竞争意识，把主导权更多地交给市场。

　　不过，深圳的思路并非一开始就如此明确，也曾走过不少弯路，有过惨痛的教训。

　　以金融领域为例，深圳市政府曾经营过深圳市商业银行与深圳发展银行。但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最终无奈退出。其中，深圳市商业银行被公开招标兜售，彼时有加拿大丰业银行、平安等几个主体应标，但初步尽调一出来就吓跑了不少竞标者，最终由平安参与改制入股，脱胎换骨。

　　而深发展则更加命途多舛。

　　作为深圳第一家上市企业，深发展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1987年，深发展与招商银行在同一年成立，但由于体制原因，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市场化经营的招行。

　　20多年的光景，深发展不仅未能像招行一样崛起强壮，反而因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最终不得已求助于外资，由美国新桥资本管理经营。

　　但以财务投资为主的新桥并没有将心思放在深发展的经营之上。在它接手深发展的5年中，经营业绩并无起色。

　　2009年开始，中国平安从美国新桥手中陆续收购深发展股份。2012年，深发展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整合成为新的平安银行。真正让深发展从止血到重获造血功能，取得快速健康发展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入主深发展后，平安集团通过注资重组，先后建立了新管理架构体系、完成系统升级和运营系统大集中，并建立了新的风险管理体制，构建一站式金融服务和交叉销售模式，创新性地远程开户、拓展非物理网点营销渠道，成功打造了银行业务基础及构建全国性的银行业务平台，经营业绩也实现长足发展。

　　2009年，平安收购深发展时，该银行的资产规模只有7000亿，而同期招行的资产规模是2万多亿，是深发展的3倍左右。

　　但随后的深发展及后来改名的平安银行，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到2012年，平安银行完成重组时，资产总额已达1.5万亿，同期招行在3万亿左右，差距缩小到了两倍左右。

　　4年后，2016年平安银行资产总额翻一番达到3万亿，营业收入增长3倍至1077亿元。而同期的招行也继续快速健康发展，但平安银行与其在体量上的差距缩减到2倍以内了。

　　金融业之外，其他领域的情况更加明显。深圳早年的几大巨无霸国企，如深石化，深特发，深深房等，均已不见踪影。而相反，华为、腾讯、万科等企业，虽然基本没有国资的成分，但其对深圳创新科技及地产等行业产生的产业集群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不少政界人士也清醒地看到了市场竞争机制与国资经营体制之间的天壤之别。一位原深圳市政府官员表示，政府若作为“运动员”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导致的问题是：管理行政化，兼任裁判员与运动员角色；企业职能泛化现象严重，运行效率低下。

　　一系列的教训之后，深圳及时校正姿态，扮演“服务型”政府角色，放开手脚，把主导权交给市场和企业。

　　年近不惑的深圳会怎样？

　　近期，关于深圳市政府的几则传言引起坊间热议，一是传言深圳市政府拟动用财政资金成立一个金融平台，经营各项金融业务；第二个传言是，深圳机场交由广东国资系统重组成广东机场集团，以行政手段分配各机场的航道资源。

　　这些传言被热议的背后，都是对行政力量参与或者干预市场竞争的担忧。

　　深圳民间智库人士表示，深圳政府过去奉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产业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深圳这些年拥有全国最健康的地方财政的最主要原因。政府可以适当引导产业发展而非越俎代庖。况且，有深特发、深石化、深发展等“前车之鉴”在先，深圳政府不至于“好了伤疤忘了疼”，不会也没必要重走曾经走过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