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后的北京边缘

　　张晓迪、郭婧婷

　　15年前，初中毕业的刘小杰攥着一张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坐在绿皮车厢的过道里，从家乡安徽一路向北，“晚上人都睡着了，但我没睡，憧憬着未来在北京的日子”。

　　2017年11月18日18时，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聚福缘公寓”突发火灾。19个人由于未能及时逃出而意外离世，他们中有初到人世的婴儿，也有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们，是生活在北京边缘的外乡人。

　　据官方通报，“聚福缘公寓”长80米，宽76米。地下一层为冷库区，正处于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地上一层为餐饮、洗浴、生产加工储存服装等商户；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均为出租房，共305间房、租住400余人。

　　这和6年前旧宫镇“4·25”大火极为类似，两度经历火灾的刘小杰在朋友圈写道，“新建村看来也呆不了了，做服装的，这次又要面临南小街失火时的情况了”。

　　15年间，刘小杰跟着北京服装行业的南迁路线，从木樨园、大红门到旧宫镇、再到新建村，一路向南，从三环到六环边，如今，“城门再度失火”。

　　工业大院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火灾，远在北京南五环边缘的新建村，对很多人只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与北边20公里之外的故宫，以及代表着新锐和高端的SOHO们相比，新建村实在太不像北京了。

　　从大红门沿着榴乡路南下18公里，途经旧宫镇，越过南五环路，即到新建村，南北走向的金服大道和东西走向的鼎业路交汇处，就是新建村标志性的建筑——“新建牌楼”，村头朝南到村尾1.5公里左右便是南六环。

　　以鼎业路为界，往北是工业区，分布着宝马、奔驰的4S店，以及方仕集团、帅源时装、中铁十九局等多家工业企业，日常管理由五连环投资公司负责；以南则四方四正地分布着新建村的4个村，主要是家庭作坊式服装加工厂和出租公寓，由村委会负责管理，村内的集体用地由村委会负责出租，村民年底按户分红，村民个人住房有的由村民自己出租，有的则分包给他人再转租。

　　工商资料显示，五连环公司成立于2002年，由西红门镇新建四个村和北京南郊西红门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共同出资建立，其中新建一村出资比例为24%。《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该公司大门两侧各挂一个牌子，分别是“北京五连环投资有限公司”和“西红门镇新建社区管理委员会”。

　　从新建村牌楼往南800米处，以及此处东西走向，分别是两条商业街，火锅、小吃、上海龙圆包、五金涂料、健康养生、烟酒商行、移动电信、彩票分布在街道两边，各地吃食、从头到脚的各种服务，官方的、民间的，像一个个相互连接的齿轮，维持着这个外来人聚居地的运转。

　　新建村一家庭作坊居住区

　　村内胡同不过两米宽，一条胡同里不下50户人家，积聚着加工生产服装的家庭作坊和住户。刘小杰的厂房就住在这样的胡同里，他租了新建村老北京的一院房子，一楼是他的衣服加工室，300平方米左右，二楼被改成20多间房间，是他和家人亲戚住的地方，楼道里每家每户门口堆满了衣物、锅碗瓢盆。他一年给房东交10万元租金，水电费加起来2万元左右，2014年前，他每年的毛收入在五六十万元左右，这两三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收入几乎降了一半。

　　围绕着胡同的衣服加工作坊而生的，不仅有这个行业的诸多细分领域，民间借贷、娱乐甚至赌博也在这样的生态里，找到了滋长的土壤。

　　胡同墙壁上，随处可见“招聘大烫”“专业充绒”等服装行业广告，“小额贷款”“一小时借贷”“透明扑克学习”等广告也俯拾皆是。网吧、足疗、休闲健身场所也坐落在这里，一家集烧烤、台球为一体的“草榴会所”就在着火公寓500米左右的地方。

　　虽然离北京主城区较远，中间又隔着工业区和差不多五公里的空地，但新建村具备城乡结合部完整的生态链和气质，并同一路相隔的工业区，混杂糅合，形成了以服装企业、作坊为主，服务业、教育、医疗、居住为一体的生产生活区。

　　多年来，新建村里的小作坊鲜少有进行过正规的工商登记。受访务工者，没有一个人曾经参与防火演练。而他们所在的“工业大院”，早被官方认定为“三多三差”，即：流动人口多，低端产业多，安全隐患多；基础设施差，环境卫生差，社会治安差。

　　但这样混乱的大院，曾有过不菲的产出。据《大兴报》曾报道，2013年，位于星光社区位置的一个村，工业大院贡献的纯税收达9000万元。但从2012年起，“工业大院”在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即属整顿清理对象。

　　到哪里去

　　火灾后，新建村正常的生产生活节奏被打乱，原本传说的拆迁骤然来临，全村所有的公寓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关闭，所有的店铺和住户被限时三天内搬离。

　　人们连夜寻找新的落脚点，已经入冬的北京，地上结起了冰茬，一位湖北的小伙抱着被公寓清理出来的被子，临时住进了工业区的一家旅馆里。

　　19日晚上，25岁的王小霞，收拾完麻辣烫店的最后一副碗筷后，就在店里将就着睡了一夜，她所住的宿舍就在着火点“聚福缘公寓”的旁边，被临时封锁了现场，第三天才陆续登记人数，允许附近公寓的人们回去收拾物品。“被子衣服全被熏得焦黑，用不了了”，麻辣烫店搬走了，王小霞结了3500元工资，准备回东北老家。

　　江西人郭梁的鞋店被掐了电，他在门口贴上了“半价销售，拆迁甩货”，将原本100元的皮鞋和包包标为半价出售，引来不少人光顾，昏黄的镁光灯下，即将离开的人们仍不忘讨价还价，“50块也太贵了。”一位顾客说，“网上没这么贵。”郭梁叹了口气，用脚踩灭了烟头，说了句“你不要发灾难财”，当晚他就将剩余的鞋包打包运到了朋友的仓库里。下一步，去哪里，郭梁说，“不知道，等等看吧。”

　　到了20日，搬家车堵满了街道，鼎业路对面的工厂也在从新建村这边的仓库里搬货，“2001年村里的仓库便宜，500多平方米，租金5万元多点，近几年开始涨了十多倍。”一位工业区制衣厂的梅姓老板告诉记者。同时，他将工厂的车间临时改造成了宿舍，原先300多名员工宿舍是安排在村里的。

　　梅老板是温州人，他告诉记者，十多年前，西红门镇吸引投资时，地都是他们温州商人从政府那里买的，合同手续齐全。他的厂子占地20多亩，他说，这几年政府也找过他，让他不要再做劳动力密集的服装业，改个行，“改行我也不会啊。”

　　21日，火灾和搬迁后的第三天，新建村到处都是垃圾，同时被关停的还有新建村的三个幼儿园，下午五点多，河北的郑雨涵上完幼儿园最后一节课后，郑先生就将女儿午休的床被从幼儿园搬了出来，一家人收拾了家当，回河北沧州。

　　刘小杰对记者说，雾霾这个词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大型熨斗机器是烧煤的，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烧煤装置，三年前，村委会要求他们购置烧木屑的新熨斗，一台要一万多元，他买了10台。2017年环保要求更高了，这样的机器都不能使用了，熨斗被要求改成了电力型的，“电费贵，而且这些老房子电力负荷不够，跳闸是常事。”

　　“我们都是跟着产业走的，基本上北京的动批和大红门批发市场迁到哪里去，我们就会到哪里去。”但究竟是去哪里呢，刘小杰说，现在很难定，要看哪里的市场培养的好。让刘小杰格外纠结的是，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再找地方，不好找，市场还不稳定，租金一般要按年付，“有风险”。

　　“到哪里去”成了这几天火灾后新建村人互相见面的问候语，“回家”、或是迁往比五环更南的南边，搬家的车上了京台高速。

　　起火点“聚福缘”和附近“吉源”公寓的住户们，组成了微信群，如何进公寓收拾物品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有人感慨，上个月刚刚买了个大冰箱，有人抱怨，电脑意外损坏，有人指出不要再在意几个被子、衣服，有人则在群里发了收购废品的联系方式。

　　而他们曾租住的每月租金400~800元不等的公寓或将成为北京的历史，网名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一位幸存者告诉记者，当时他是从黑烟里爬出来的，他将微信改为这个名字后，才觉得不那么后怕了。

　　从哪里来

　　新建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密云水库修建时，当地农民集体搬迁到了大兴西红门镇东南处，新建村由此而来。

　　80年代中后期，温州商人进京，在木樨园、大红门附近做起了服装生意，一时间，南三环、南四环有了“浙江村”的称号，京温大厦一度成了地标性建筑。当地农民将家中民房都加盖了小平房做起服装加工生意，刘小杰的房东回忆，那时新建村的农民除了种地，就是进“浙江村”打工，后来厂子开到了新建村，村民们就开始吃房租了。

　　2002年17岁的刘小杰初中毕业，看着同村堂哥进京打工后的光鲜，刘小杰没有继续读书，而是跟着堂哥，来到北京木樨园，走上了生产服装的道路，那年底，学徒刘小杰总共挣了700元。几乎在同一时期，服装产业在三环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开始日渐式微。

　　刘小杰记得很清楚，他刚来北京学徒时，就听说服装行业开始往南移了，以2008年奥运会召开为界，成规模的批发业尚在大红门一道，而大量服装生产加工企业则从三环挪到了四环大兴区旧宫镇一带，与此同时，西红门镇府也开始着手招商引资，希望浙商也到五环的西红门镇办厂。

　　上述梅老板告诉记者，他就是2001年来到五连环工业区的，那时候一亩地才十多万元。工厂生产的衣服主要发往北京西单、王府井等各大商场，年产值以千万计。不仅如此，像方仕集团这样的老牌服装品牌厂也在那时在五连环落了户。

　　2008年那年，旧宫镇南小街的房租对刘小杰来说还是比在木樨园有吸引力多了，这时，刘小杰开始单干了，他将家里的哥哥、弟弟和其他亲戚，十多个人叫到北京，一起开起了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加工厂，“每天睡4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刘小杰告诉记者，订单多的时候，一个人每天可以有60件成品出货。订单主要来自大红门和动物园的衣服批发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