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聚焦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本报记者 戴春晨 广州报道

　　粤港澳大湾区再次受到世界关注。

　　11月17日到19日，第14届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在广州举行。这届年会主题为“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界、学界人士，就世界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表观点。与会人士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建设全球城市群和商业空间的重要载体。而在具体的行动路径上，与会人士指出，需要利用好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地区不同制度的特点，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注重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当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粤港澳三地政府已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编制。

　　建设条件基本成熟

　　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3月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研究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大湾区”开始成为市场关注的热词；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这是粤港澳三地首份关于“大湾区”建设的文件；而在上个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明确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之一。

　　在顶层设计的层层加码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景为市场所看好。在第14届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上，多名来自全球的政商学界人士均表达了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乐观态度。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的判断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他的依据是，粤港澳三地各项基础设施基本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拥有成熟配套的商品、金融和服务的交易中心和投融资平台，拥有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聚集。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也表示，11个城市（指珠三角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之间庞大的基础建设工程陆续完工，是国外湾区没有的。和香港相关的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铁路和莲塘/香园围口岸，这三项连接香港、澳门和广东城市的口岸，明年年底通车以后，区域交通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经贸合作将更为方便，促进新的经济增长。

　　梁振英表示，如果可以把人员和货物的通关安排进一步便利化，这些基础建设的效果将会更大，内地企业和人民以及外国企业和外国旅客将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的国际化和“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利用完善的交通网络，将科技创新资源、人才等高端要素连接到一起，这与世界知名湾区崛起的路径一致。在前述论坛上，数位来自旧金山湾区的演讲者均谈及工作与生活的常态——他们工作在创新企业最为密集的硅谷，却居住在距离硅谷40到70公里的旧金山、圣何塞等地，平时通过公路和桥梁往返于工作地与生活地之间。他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将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工作、生活场景。

　　粤港澳大湾区有香港、澳门两大自由港，以及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佛山、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有建成或在建的交通网络与之相连。市场期待的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这些城市能够连接成一个整体。从规模来看，规划圈定的粤港澳大湾区，包含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地区9座城市，经济总量1.34万亿美元，已超过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

　　“联合”的意义，不只体现在经济总量的简单叠加上。南丰集团行政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从工业经济转向创新经济，中国把产业、金融、科技创新有机融合起来发展创新经济，需要在湾区或城市群中进行。目前世界发达地区已有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中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全球竞争，符合国际发展潮流。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在发言中表示，过去五年的全球经济面临许多不利因素，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级和动力源(6.980, -0.01, -0.14%)。而世界湾区经济可以提供这样的增长级和动力源，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重视城市分工合作

　　在前景看好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面临诸多挑战。

　　梁振英就谈到，如何在香港、澳门和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广东城市之间，在符合“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通，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主要课题。

　　梁锦松也注意到类似问题。他提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很多方面，包括市场、资金、人才方面的流动都没有完全打通。

　　“（粤港澳）将来想要真正成为世界伟大的湾区，就必须要打破分隔。”梁锦松说，“当然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个解决方案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的分工与合作。

　　祝宪就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要的内在条件就是如何合作和分工。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一方面要促进港澳和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顶层设计，促进合理分工协作，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

　　在他看来，要重点考虑产业转移梯度问题，湾区内部城市资源共享融合问题，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也要明确各自的战略定位，取长补短，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无序竞争，通过发挥协同效益，增强整体竞争力。

　　不过，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11座城市具体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目前官方的文件并没有完全明确。前述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已有提到广东和香港、澳门三地的功能——广东要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以及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澳门则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不过，广州、深圳以及珠三角地区其它城市的功能定位，前述框架协议并未具体涉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前，珠三角地区9座城市的“湾区”蓝图，尚不明朗。

　　但不少观察者心中已有不同城市的“湾区”蓝图。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指出，深圳是鲜明的科技创新中心，广州是制造业中心和科教中心，香港是金融贸易中心，这些城市差异本身就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城市之间的合作，可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同时要构筑有效的协调机制，让城市之间从优势互补转向优势整合、从各展所长到协同共进、从各有精彩到繁荣共造。

　　这种协调机制可以分为四个层面：法律层面的协调、市场层面的协调、政府层面的协调和社会层面的协调来构建四大协调机制。

　　梁振英则提及，香港强于生物科技、大数据基础研究，而珠三角则有产业化条件，粤港澳三地可以在生物科技、大数据等产业领域展开上下游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