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佳

　　本报记者 和佳 北京报道

　　11月9日，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了《2017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在参与营商环境排名的30个世界城市中，前十名分别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巴黎、洛杉矶、多伦多、香港、上海、首尔；排名末五位的是雅加达、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约翰内斯堡；广州、深圳、北京分别为全球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三名。

　　“对于参与报告测评的中国城市的营商环境，总体上我给予正面评价。中国城市尽管在很多方面与欧美国家、日本、新加坡还有差距，但判断营商环境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在中国现有国情基础上，我们能够在这些指标上达到测算显示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课题组学术指导、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

　　纽约、伦敦、东京位居前三

　　从世界城市营商环境综合排名来看，纽约、伦敦、东京位居前三，得分均在0.6以上。报告指出，这三座城市在“市场环境”、“社会服务”、“基础设施”三大指标上尤为突出。

　　从市场环境来看，纽约、东京、伦敦分别以0.660、0.644、0.498位列第一、第二和第四。包括它们在内，在报告选取的30个城市样本中，人口过千万的城市有14个（采用了“都市圈”的概念），而这三大都市圈在GDP总量、人均GDP方面的表现遥遥领先。

　　这三座城市都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过渡，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以东京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东京第三产业比重已超90%，其中金融业占比超20%，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占比超10%。转型完成后东京仍然保留着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根据东京都市圈的规划，高端制造业大企业留在中心城区，中小企业分布在城区外围，发达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将东京与周边地区紧密联系。

　　“日本制造业的优势在于已形成在高端零部件等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小‘冠军’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龙头，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形成金字塔型结构，产业链的分工非常细，这样的结构使其制造业有很强的竞争力。许多企业尽管规模小，但在某个细分领域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可达到80%以上，利润也用于特定领域的研发和创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崔成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不足，产业链的配套尤其是高端零部件的供应将受影响。”

　　香港、上海进入前十

　　中国城市中香港、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分列综合排名的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入围前十的香港和上海有诸多相似的优势，两座城市地理位置优越：香港地处亚洲枢纽，连接区内多个重要国际市场；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与长江出海口，坐拥长江中下游流域广阔的经济腹地。两座城市同为金融中心，基础设施发达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香港软环境成为其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在报告排名中，其软环境指数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相比之下，北上广深均在二十名之后，表明中国内地城市在软环境方面与发达国家城市仍有差距。

　　白明认为，中国城市的营商环境已取得很大进步，特别是对外商而言，进步体现在“一站式”服务、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自贸区探索——审批制转为备案制，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从基础设施来看，近年来中国一线、二线城市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建设力度非常大。

　　他进一步指出，仅硬件领先还不够，软件的提升也十分重要。“我们现在已经在着重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未来还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法制化水平，给外商更多的‘可预测性’，使他们在中国进行投资贸易、开展各种商业活动时能有一个‘定心丸’，增强他们在中国营商的信心。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北上广深的商务成本指数得分较低，除中国职工工资成本在全球有一定优势外，水电气成本、房价成本（按照房价收入比）并不具有国际优势，北上深的房价收入比高于纽约、东京、伦敦。

　　四大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位居全球前列，对降低房价成本应予以重视。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本报告建议，降低商务成本，应该采取国际发达城市的做法——向周边地区建设快速轨道交通，将周边50公里甚至100公里以内的地区纳入到都市圈发展范围，这样既能解决城市缺地的问题，又能解决人口过于拥挤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城市在基础设施指数排名较佳，香港和北上广进入前十，深圳位居第十一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在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上颇具优势，反映了科技研发投入产出的效率。数据显示，今年1-9月累计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北京全球第二，深圳全球第四，上海和广州分别为第九和第十。

　　但在社会服务指数整体排名中，除北京位列第五之外，上海、深圳、广州均跌出前十，中国一线城市在高等教育、网络数据接入等方面需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城市的差距。

　　对标十九大报告的要求，中国城市应进一步打造更具优势的创新生态体系，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在生态环境方面，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北上广深率先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上加大力度、在加快淘汰高污染低产出产业方面做出表率。

　　发展中国家城市须提升基建水平

　　整体来看，营商环境指数综合排名靠前的仍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中国家城市排名相对靠后。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城市GDP增速较快，亦有市场容量方面的优势，发展潜力巨大。以北京为例，北京拥有财富500强的总部企业 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当前，世界经济中心东移趋势明显，新兴市场国家的“世界城市”正在崛起，它们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

　　综合排名最后五位的是雅加达、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约翰内斯堡，基础设施建设掣肘明显。这五座城市基础设施指数均低于0.2，在排名中处于下游，与同等规模的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城市差距较大；在社会服务指数排名中位列倒数5名，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小的劣势尤为明显，孟买和约翰内斯堡的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在10%以下，影响了综合指数排名。

　　报告建议，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而言，进一步提升各项基础设施、加强互联互通、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是提升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编辑：张星）

　　■数据来源和模型建立（为何国内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与排名，与国际城市报告有差异）

　　国际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报告选取的指标，要大大少于国内城市营商环境的指标，原因在于全球可比较的数据部分缺失。

　　以货运量为例，国内城市有铁路、公路、港口的整体货运数据，全球只能找到港口的可比较数据，铁路和公路数据欠缺，这样会导致国内城市和国际城市比较的排名有差异。

　　比如上海的营商环境指数在全球排名高于北京、广州、深圳，但是在国内城市排名中，上海的指数低于广州、北京和深圳，原因是全球可比较的数据突出了上海的一些优势，上海的港口吞吐量在全球第一，但是在国内港口吞吐数上海低于宁波，在全社会货运方面上海排名也不是第一。

　　另外国际城市营商环境排名的模型权重，与国内城市有部分差异。比如国际城市营商环境中，基础设施环境指数、商务成本指数权重 分别是20%、10%，国内城市营商环境排名这2个指标权重分别是15%、15%。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国际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数据是国际协会提供的统一口径数字，比如集装箱，数据可靠性高，而在商务成本方面，很多属于调查。比如全球房价收入比就是国际机构做的，具有可推算性。另外从全球情况看，全球经济存在巨大的贸易壁垒，不是统一的市场，这与国内城市属于统一的市场情况不一样，所以在国际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测算中的商务成本指数权重，比国内城市指数测算中要低，但是基础设施指数权重要高。

　　指标选定的不同，以及模型中单项指标权重的不同，导致了测算结果有差异。在国际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中，上海得分要高于北京 、深圳和广州，但是在国内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中，上海得分低于北京、深圳和广州，这属于正常的情况。

　　《2017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是使用各机构可比较的统一口径的数据进行测算，进而算出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方法和模型也待进一步完善。未来随着数据进一步丰富，进行新的测算时，预计会有更可信的结果。